如何面对有缺陷的人生 郜元宝讲郭沫若《凤凰涅槃》

如何面对有缺陷的人生
郜元宝讲郭沫若《凤凰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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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涅槃》的内容很简单,不用多介绍。需要稍加解释的是,《凤凰涅槃》前面的两小段散文性的说明,交代“凤凰涅槃”这个说法的来历和寓意:

天方国古有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鲜美异常,不再死。按此鸟殆即中国所谓凤凰。雄为凤,雌为凰。《孔演图》云:“凤凰火精,生丹穴。”《广雅》云:“凤凰……雄鸣曰即即,雌鸣曰足足。”

郭沫若说“凤凰涅槃”这个典故是从天方国来的,天方国的“菲尼克司”就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凤凰,这个“菲尼克司”五百年一个轮回,必须收集很多香木,把自己烧死,然后浴火重生。中国古代称阿拉伯地区为“天房国”,因为那里有著名的“天房”,即圣地麦加的圣殿“克尔白”。后人以讹传讹,把“天房国”叫成“天方国”。阿拉伯文学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也将错就错,译成《天方夜谭》。但阿拉伯传说中的不死鸟“菲尼克司”并非中国人所说的凤凰。

郭沫若将“菲尼克司”五百年集香木自焚而“更生”(即复活)的传说,嫁接到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凤凰,是五四时期典型的做法,即采用外国文化来改造中国固有文化,以促使中国文化的更新与再造。我们要看《凤凰涅槃》中心寓意在于凤凰的浴火重生,不必太计较郭沫若将阿拉伯的“菲尼克司”比附为中国的凤凰是否妥当。

《凤凰涅槃》借“菲尼克司”五百年集香木自焚并从死里复活的传说来讴歌新生命、新文明、新宇宙的重生与再造,同时也看到凤凰之外其他“群鸟”种种的丑态,所以《凤凰涅槃》跟《补天》一样,也有其现实主义冷静清醒的一面。

《凤凰涅槃》中的“群鸟”以为凤与凰积木自焚,并无意义,只是自寻死路。它们以为机会来了,一个个跃跃欲试,想取而代之。比如岩鹰,要趁机做“空界的霸王”。孔雀,要别人欣赏它们“花翎上的威光”。鸱鸮(猫头鹰)闻到了它们最爱的腐鼠的味道;家鸽以为,没有凤凰,它们就可以享受“驯良百姓的安康”了。而鹦鹉,趁机亮出了“雄辩家的主张”,白鹤则要请大家从今往后看它们“高蹈派的徜徉”。

这些是郭沫若象征性的描写,但所有这些“群鸟”的丑态,最后都淹没在凤凰涅槃的无边光彩中。凤凰在烈火中死而复生,“群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的扬扬得意,只是一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凤凰涅槃》与《补天》的区别。《补天》既写到女娲辉煌的创造,也让我们真切地看到紧随其后的破坏与毁灭,而这破坏和毁灭恰恰出自女娲所创造的人类之手,连女娲也看不懂,为什么她创造出来的人类竟如此虚伪而残忍,她甚至后悔创造了它们。

所以,《补天》真正的问题是在小说结束之处才真正展开,就是人类该怎么办?而《凤凰涅槃》的结尾也就是它所有故事的高潮,是苏醒、复活、更新的凤与凰尽情的歌唱: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我们翱翔,我们欢唱。/一切的一,常在欢唱。/一的一切,常在欢唱。/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欢唱在欢唱!/欢唱在欢唱!/只有欢唱!/只有欢唱!/欢唱!/欢唱!/欢唱!

凤与凰满心喜悦地迎接崭新美好的世界,满心喜悦地拥抱自己的新生命。而《补天》结尾则是不知其丑陋的人类尽情享受杀戮的快感,并自以为是地建设虚伪可笑的“道德”。它们也在迎接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埋伏太多的危机,需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显然,鲁迅所写的是人类群体起初一次性的并不完美的被造与诞生,郭沫若写的则是生命在起初并不完美的被造之后,由人类自己完成又一次的更新与再造。《凤凰涅槃》虽然比《补天》早两年写成,在内含的寓意上却仿佛是接着《补天》的故事往下讲:起初被造的生命因为不完美,所以必须像凤凰一样浴火重生,再造一次,迎接生命的第二次诞生。

总之《补天》写人类生命起初的被造,《凤凰涅槃》则写人类自己完成的生命更新与再造。《补天》和《凤凰涅槃》一前一后,在中国新文学最初阶段提供了两个巨大的象征,分别代表生命诞生的两种形态:一种是起初的被造,是一次性的,并不完美;一种是人类自己进行自我的塑造,重新地诞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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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凤凰涅槃》,就不能不说一说创造社所崇奉的“创造”这个理念。到底什么是创造社的“创造”?

他们的宣言是这么说的:

上帝,你如果真是这样把世界创出了时,/至少你创造我们人类未免太粗滥了罢?/……上帝!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要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

原来,创造社所谓“创造”,就是不满上帝创造的工程,他们号称要在上帝休息的第七天开始人类自己的创造。这种创造,包括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也包括对人类主观的再造。凤凰浴火重生,就包含了主客观世界一同更新和再造的意思。

无独有偶,鲁迅小说《兔和猫》也说,“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毁得太滥了”。这段话容易引起误解。我讲《补天》时强调过,人类没有必要也不应该责备女娲。女娲是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创造者,她的创造只是自己乐意,自己高兴,在多余的生命力驱使下完成的工程。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又按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然后在第七日歇了他的工作。女娲造人补天之后不仅歇了她的工作,也结束了她的生命。因此责备女娲是不应该的,也是没有用的。

人若对世界、对自身有所不满,就必须依靠人自己进行新的创造,迎接新的世界和新的人类的诞生。鲁迅在杂文中就曾经呼吁中国的青年行动起来,推翻人肉宴席一般的旧世界,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灯下漫笔》)。这样看来,《兔和猫》这篇小说所谓“假使造物也可以责备”,就真的是一个用“假使”开头的比喻性的说法,鲁迅实际上想责备的并非“造物”,而是不完美的人自己。

因此在鲁迅的思想中,合乎逻辑地包含着《凤凰涅槃》的“创造”的思想。鲁迅与郭沫若的文学风格迥然有别,但心是相通的。他们都要凭借人自己的力量,重新创造不完美的世界和同样不完美的人自身。他们把这不完美归罪于“上帝”或“造物主”的粗制滥造或“贪懒好闲”,都只是一种比喻,意思是说,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缺陷,不管来自怎样一种强大的力量,人都可以不予承认,人都可以重新来过。

如此肯定人的价值,相信人的力量,高举人的旗帜,正是五四时代的最强音,在这一点上,鲁迅和郭沫若可谓心心相印。1926年鲁迅南下广州,目的之一就是要跟创造社联手,结成统一战线。创造社的主将是郭沫若,跟创造社联手,也就是要跟郭沫若联手。

可惜鲁迅到广州,郭沫若却奔赴了北伐战争的前线。现代文坛“双子星座”,正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终于“缘悭一面”,失之交臂。

但这个遗憾还可以弥补:我们不妨把《凤凰涅槃》和《补天》放在一起欣赏,那么中国新文学如同日出一般磅礴壮丽的开篇,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新文学的主题是新人类的诞生,以及新人类诞生之后必须面对的处境与必须承担的使命。

这仍然是我们今天必须思考的处境和使命:生命的诞生是一次性的,生命的更新与再造却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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