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新生命
郜元宝讲铁凝《孕妇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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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篇关于生命诞生的故事，但它还没有写到实际的分娩，而是集中描写新生命在母腹中孕育的阶段，就已经散发出一股强盛而美好的生命之气，犹如一股奇异的馨香弥漫全篇。
《孕妇和牛》故事很简单，说一个“俊得少有”的姑娘，从闭塞贫穷的山里嫁到相对开放富裕的平原，做了人见人爱的小媳妇。这小媳妇怀孕之后，丈夫、婆婆乃至全村人更是加倍喜爱她。她高兴就到处逛逛，可以什么都不做。
一天下午，小媳妇去镇上赶完集，牵着自家一头名叫“黑”的同样怀孕的母牛，走在回家的路上。小媳妇想着肚子里的孩子就要诞生，心中油然升起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这样边走边想，毕竟大腹便便，不知不觉走累了，就顺势坐在路边一块据说是清朝某个王爷陵墓的神道碑上。她以前也坐在这碑上休息过，这次却好像是头一回看到了石碑上还有“海碗样的大字”，就小心地挪开屁股，只敢坐在石碑边沿上。就是说，小媳妇突然产生了类似“敬惜字纸”的那种心理。
不仅如此，她还突发奇想，向放学回家的小学生（一个本家侄儿）“要了一张白纸和一杆铅笔”，然后蹲在（或趴在）石碑上（作者没明说），“好像用尽了她毕生的聪慧毕生的力”，硬是一笔一画，抄下石碑上那十七个“海碗样的大字”。
等她重新站起来，就感到心里涌动着“一股热乎乎的东西”。这热乎乎的东西，“弥漫着她的心房。她很想把这突然的热乎乎说给什么人听，她很想对人形容一下她心中这突然的发热，她永远也形容不出，心中的这一股情绪就叫作感动”。
《孕妇和牛》的主题似乎很明确，又似乎很模糊。作者明确指出小媳妇在孕育生命的过程中有了一种“感动”，但这“感动”究竟有哪些具体内容，作者还是不肯明说。
从《孕妇和牛》1992年发表至今，铁凝笔下这位小媳妇的“感动”，不停地感动着一波又一波读者，而一波又一波读者又不停地讨论着（甚至争论着）这小媳妇的“感动”究竟是什么，讨论着甚至争论着作者这样描写小媳妇的“感动”，尤其是“孕妇抄碑”这件事，究竟符合不符合生活与艺术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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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答这个问题，还得从那块石碑以及石碑所属的陵墓说起。
其实小说中的清朝王爷的陵墓并非虚构，乃是康熙第十三子爱新觉罗·胤祥（生前被封为怡亲王）的陵寝，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石亭镇东，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碑上的字也很有来历。原来雍正皇帝特别器重他这位小弟弟胤祥，曾赠给他御笔亲书的八字匾额，叫作“忠敬诚直勤慎廉明”，以示褒奖。怡亲王死后，雍正十分悲痛，加封谥号为“贤”，落葬时又追加“和硕”二字，这就有了小媳妇所抄录的“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和硕怡贤亲王神道碑”十七个大字。
生活中的小媳妇可能听人说过怡亲王陵墓、陵墓前方高大的汉白玉牌楼、石碑以及碑文的来历，但小说故意强调小媳妇对这一切知之甚少。她曾问丈夫，那都是些什么字。丈夫比她好一点，不完全是文盲，但详细情况也不清楚，因他只念过三年小学。丈夫还说：“知道了有什么用？一个老辈子的东西。”
既然小媳妇对碑文一无所知，既然她丈夫也对此不屑一顾，那她为何如此看重这十七个字，费那么大功夫，一个一个“描”下来呢？这是否违背了生活的逻辑？作者是否拔高了小媳妇的思想境界，或者把小媳妇写成一个疯疯癫癫“不着调”的人？
这是对《孕妇和牛》最主要的质疑。
其次还有人说，一个从来没拿过笔的文盲，不可能“描”下那十七个字。强有力的旁证，就是鲁迅写阿Q被人强逼着画圆圈。阿Q用尽吃奶的劲，“使出洪荒之力”吧，也才画出瓜子样的圆圈。就算小媳妇心灵手巧，她也不可能完成这个抄碑文的工作，毕竟写字跟画圈，有着天壤之别。
还有人指出，小媳妇借来的小学生铅笔，通常要么削得马马虎虎，要么削得尖尖细细，初次捏笔的小媳妇肯定无法控制用笔的力度，因此除非那块碑石非常光滑，除非小媳妇无师自通，第一次就掌握了用笔的力度，否则铅笔尖很快就会写秃掉。而且小说只强调小媳妇如何用力，如何耗时甚久，没说她是否反复涂改。给人印象，好像是一气呵成，抄下了这十七个字。这怎么可能呢？
再者，怡亲王神道碑文是满汉两种文字并列。小媳妇肯定分不清，她很可能一口气描下紧挨着的满汉两种文字。这难度就更大了，更加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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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并非近年才提出。
早在1993年，也就是小说发表的第二年，非常欣赏铁凝的老作家汪曾祺就听到过类似意见。汪老的回答是：“铁凝愿意叫小媳妇描下来，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描下来，她硬是描下来了，你管得着吗？”汪老好像生气了，其实不然。他所谓“为她肚子里的孩子”，这其实已经点出了铁凝为何敢那么写的根据。
要知道，赶集回家的路上，小媳妇一开始并没想到要去抄碑文。为何不迟不早，偏偏在那一天发生了抄碑文的想法，并且想到就做到了呢？
很简单，因为那天不比往日，小媳妇肚子里的胎儿更大了。
小说写道，“她的肚子已经很明显地隆起，把碎花薄棉袄的前襟支起来老高”。这正是母性意识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自觉的时候，所以她才意识到家里的母牛也怀孕了，“她和它各自怀着一个小生命，仿佛有点儿同命相怜，又有点儿共同的自豪感”。一路上，平常对母牛并无好感的小媳妇，这一回竟然特别爱惜母牛，不仅舍不得骑它（婆婆把母牛牵出来就是给她骑的），还一个劲地跟母牛说话，几乎把它当作贴心贴肺的闺蜜了。
小媳妇母性意识的觉醒与强烈，还表现在她看到一群小学生放学时的遐想。她想将来她的孩子“无疑”要加入这上学、放学的队伍，“无疑”要识很多字，“无疑”要问她许多问题，“无疑”也要问起这石碑上的字。作者连用四个“无疑”，表达的是小媳妇对孩子的将来极其热切的憧憬，也是对尚未出世的孩子深深的母爱。
正是在这种母性意识和母爱的驱使下，小媳妇才毅然决定把这些字抄在纸上，带回村里，“请教识字的先生那字的名称，请教那些名称的含义”。她不只是抄下这些文字，还打算好好学习呢！
为什么？
因为“她不能够对孩子说不知道，她不愿意对不起她的孩子”。所以等到她千辛万苦，终于把描下那十七个字的白纸揣进怀里时，“她似乎才获得了一种资格，她似乎才真的俊秀起来，她似乎才敢与她未来的孩子谋面。那是她提前的准备，她要给她的孩子一个满意的回答。”
很显然，铁凝不是写别的，而是写小媳妇日益觉醒的母爱，写她在母爱的驱使下，做了一件别人以为不可能的事，所以汪曾祺才说，她“为她肚子里的孩子描下来（那些字）……你管得着吗？”作者通过“孕妇抄碑”这件事，赞美了母爱的伟大与美好。诚如汪曾祺所说：“这是一篇快乐的小说，温暖的小说，为这个世界祝福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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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铁凝为何不给这篇小说起名叫《孕妇抄碑》，而偏偏叫《孕妇和牛》呢？上面提到小媳妇认为自己跟怀孕的母牛同命相怜，此外怀孕的母牛还有什么别的寓意吗？
我想，小说之所以在“孕妇抄碑”的同时频频写到“孕牛”，主要是“孕妇”找不到别人做倾诉的对象。她对石碑上的“字”发生那种感情和想象，乃是一种无法跟周围人交流的“感动”，所以小媳妇“充满着羞涩的欣喜”。之所以“羞涩”，是因为小媳妇知道，这样的感动不但自己说不清，也很难与人分享。但既然是感动，就想有个交流的对象。找不到适合的人一诉衷肠，她丈夫只读了小学三年级，只知道下苦力干重活，肯定也不能理解，那么将同样怀孕的母牛想象成贴心贴肺的闺蜜，也就顺理成章了。
有人把“牛”的地位抬得太高，像小媳妇那样赋予母牛某种善解人意的灵性，这未必妥当。小媳妇可以这样做，但读者不能。小媳妇选择母牛为倾诉对象，乃是不得已。如果她能找到适当的人倾诉心中的感动，她就不会跟母牛说话了。
小媳妇只能与母牛交流母爱，她预感到，周围人不会理解她表达母爱的具体行为——为肚子里的孩子抄碑文。不仅不理解，还会讥笑，嘲弄。他们会说，这小媳妇俊是俊，可就是有点傻，有点痴嘛！
小媳妇为何会有这种预感？因为这平原地带虽然比她山里的娘家富裕开放，却并不是一个爱惜文字的地方。那刻着文字的石碑，早就被无数的“屁股们”磨得很光滑。小媳妇先前也是不假思索，就那么坐下去的。
再上溯到多年前，当地还有过破坏文物古迹的疯狂行为。那高高的汉白玉牌楼，若非婆婆的爹领着村里人集体下跪，差点就被城里来的年轻人用炸药给炸了。婆婆的爹保住了牌楼，却未能保住石碑。石碑本来由石龟驮着，那伙年轻人硬是把它推倒，让它常年躺卧在地上。疯狂的年代过去了，后果却很严重。比如小媳妇的丈夫就只念到小学三年级，他对文物古迹不屑一顾，无法理解妻子的想法。
其实对怡亲王陵墓的破坏还不止20世纪60年代中期那一次。早在1925年和1935年，以及日本侵略者侵占时期，就有过三次严重的破坏。一连串的破坏消灭了人们对文物古迹的敬畏和爱惜之心。当然在小说中，陵墓、牌楼和石碑也不仅仅是文物，而是小媳妇朦胧认识到的文化的象征。但是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中，小媳妇描下碑文给将来的孩子看的这个想法，就只能跟冥顽不灵的母牛倾诉了。
所以，母爱不仅让小媳妇做了一件大家认为不可能的事，母爱也让小媳妇顶着压力，做了一件她只能跟母牛交流的事。这样看来，那正在孕育新生命的母爱，或者说那正在孕育、还未诞生的新生命本身所发出的馨香之气，是多么强盛，多么美好。
小说《孕妇和牛》所要传达的，就是新生命孕育之时所特有的那股强盛而美好的馨香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