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积累的资料渐多，我发现民国是人物传记写作的一座富矿。某天我忽发奇想，到辛亥百年纪念时我要写一百位民国文化人。十年过去了，盘点一下，长长短短，我居然真的写了大大小小百位文化人（少数不属民国）。这帮名士，他们的声名有大小，顶戴的光环有亮淡，世人的评说有褒贬，倒真有点百年百人百姿的味道。以为书取名称道的凌志建议用《百年风度》，我欣然采纳。这，要真诚地感谢北京的《人物》、台北的《传记文学》和香港的《大公报》，给我广阔的平台支撑。这些零星的文字，先后结集在《曾经风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民国风景》（东方出版社，2009）、《故人风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和这部《百年风度》中，算是一个小小的总结。
《百年风度》有十二篇是尚未发表的新作，十篇翻新的旧作和若干陈稿，这次结集时我都做了不同程度的修改、润饰或补充，在基本体例上力求统一。追忆萌生写这些人物的动因、过程十分有趣，有的是有意而为之，有的则是“有感而发”。台湾陶英惠先生赠我一本《雪泥鸿爪》，内有《胡适撰拟致蔡元培献屋祝寿函》，读后始知身为民国教育总长、中研院院长的蔡先生竟一辈子没有自己的居所，是只“无壳蜗牛”；更悲凉的是1940年逝世于香港时，家中无钱发丧，还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慷慨解囊，怎不教人感慨万端而“温故”？
陶英惠曾是台“中研院”吴大猷、钱思亮、李远哲三任院长的秘书主任，胡适纪念馆馆长，一辈子服务于此，可谓是“中研院”活字典。读了他的《中研院六院长》后，倍觉资料权威、翔实、新鲜，于是续写了朱家骅和钱思亮。
朱家骅，民国文化人中复杂不过者为此人。他是“反革命”，曾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为中国共产党宣布的国民党四十三个战犯之一（1948年）。他也是“革命者”：1911年在上海组织“中国敢死团”响应辛亥革命；五卅惨案事发，他率北京学生声援；为关税自主，他“手执大旗前导”在天安门前示威，要求段祺瑞下野，从而被北洋政府通缉……作为官僚，他曾位居国民党中枢，历任教育部长、交通部长、组织部长，以至“行政院”副院长。他亦为书生，次第为哲学博士、北大教授、多所大学校长；中央图书馆、中央博物院、国立编译馆和中央研究院等文化机构的筹办和创立均与他息息相关。抗战时期，文物西迁从策划到主持实施，皆由他一手操办。民国期间的铁路、邮政、电信等实业的兴建，他是幕后的推手。他为国民党奔波劳碌一生，当了十八年“中研院”副院长，蒋介石也不予“扶正”，最终难辞被“请”出“中研院”。他晚景凄凉，无一儿半女；归隐田园后，出无车，食无鱼，生病住院还仰赖亲朋接济……
至于傅斯年，他是民国知识分子群中，惟一敢在老蒋面前跷二郎腿说话的角色，他敢揭批宋子文、孔祥熙贪赃枉法，是有名的“大炮”；而在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乃至为人师等人伦层面，却有感人至深的柔情和衷肠……如此等等知者恐甚少，我写此文算是对十年前的旧作《毁誉参半傅斯年》的一个补充。苏雪林、林海音、张充和等篇什，亦是追忆故人新事的近作。
吴大猷是李政道、杨振宁的恩师，他与妻子阮冠世的爱情极富传奇色彩。在台湾任职期间，他也是一个敢说敢干的人物，高调处世，一身正气，喜欢“骂人”，被台学术、教育、文化界誉为“一道清流”。台大校长钱思亮，他的办学理念、包容精神、操守风范，被称为“不思金钱思亮节”的“粹然儒者”。
民国时代，出现一些个性卓绝的人物，诸如抗战时以《中兴鼓吹》名闻全国的江南才子卢冀野（卢前）、“拔剑问青天”枪杀孙传芳的孝女施剑翘等，他们理应不该为世人淡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