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武昌中和门一声枪响，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就此落下帷幕。与此同时，中华民国这出大戏的序幕也骤然打开，各色人等闪亮登场。金戈铁马，烽火连天，血雨腥风……随着剧情的推进，这出大戏的中央舞台遂定格在六朝古都南京。一如明城墙上风雨漫漶的字迹记录了古老皇城的辉煌那样，总统府门楼上的大旗变换，也见证了民国的兴衰和朝代的更替。
余生也晚，无缘目睹民国的风云；余生有幸，身为南京人，且家居于前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旧址的成贤街。总统府近在咫尺，民国公馆遍布四周。推窗北望，可见昔日中央大学教学楼人影憧憧；回首西顾，可闻故时中央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淡淡书香。
上世纪80年代，余每日上班沿前中央大学东围墙徐步五分钟左拐，十字路口中央研究院（今江苏省科学技术厅）宫殿式大屋顶上的金黄色琉璃瓦熠熠闪光；上鼓楼岗，过大钟亭至玄武门向左转，在梧桐构建的绿色隧道中穿行三五百步，即到湖南路十号（原丁家桥十六号）。那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旧址（后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现为江苏省军区司令部）。余谋饭的原单位曾一度租借于此（副楼）。上楼、下楼，便见巍峨主楼的黄色钟楼在眼帘晃动……如今，马路两侧的法国梧桐部分被斫，中央大学、中研院、参议院这些“民国风景”雕栏玉砌今犹在，未见朱颜改。
岁岁月月，朝朝暮暮。此情此景，于不经意中受此等风物引诱而滋生了“民国情结”也未可知。确切地说，我是对那些曾经生活在老房子里的民国文化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央大学的大礼堂，最初由张乃燕校长1930年施建，因财力匮乏，刚上马即下马；朱家骅接掌中大（1930—1931）后，利用自己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召开国代会议的名义，“巧取豪夺”，获得国民政府的拨款而竣工。罗家伦长中央大学十年，中大有了长足的发展。抗战岁月，日机频频滥炸中大，罗家伦次次在场，或坐镇指挥躲避敌机，或打包抢运图书、仪器以备西迁。他在大礼堂前表示“誓与中大共存亡”！战火中，他最后一个撤离中大，匆匆回到家中，案头的古玩一件都来不及拿，仅拎只装着换洗衣服的小皮箱，急急上了赶赴芜湖机场的吉普车。不过，他拿了北大友人送的喝剩的半瓶香槟酒，对司机说：“等抗战胜利回来干掉它！”再说中研院，“曾经风雅”的首任院长蔡元培是酒仙，居此时光，每日中、晚要携一锡制方形小酒壶（中间圆形，可盛热水温酒）到大食堂方桌上自斟自饮。酷暑炎夏，火炉南京，傅斯年穿背心挥着大蒲扇读敦煌卷子。他坚持不开电扇、不抽烟，怕有损文物。再表那端庄、肃穆、简洁、明快的西洋建筑风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参议院，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临时大总统于斯，1929年他的奉安大典时的灵堂也设于斯……这一幢幢建筑固体里曾流淌着多少鲜活灵动的生命故事！
上世纪90年代末，因工作关系，我有幸结识到一些“民国遗老”，并曾不揣拙陋试撰文略谈苏雪林等人。当时只侧重于叙述编者与作者之间的过从而已，顺便提及了他们的点滴往事，并非严格的传记文字，没想到有读者觉得新鲜，给予肯定。这期间《人物》杂志编辑陈淑梅所给予的策励尤为重要，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千禧年，我尝试放宽视角，写了傅斯年和叶公超，反应尚不俗，才算找到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