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苏慧廉(2)

这个肖塞尔夫人指谢福芸。胡适误将其夫姓“Hosie”记为“House”。谢福芸的丈夫Alexander Hosie爵士,汉名谢立山,英国外交官,曾驻华多年,1890年还出任英国驻温州署理领事。

四月廿七日,一点,Foreign Y.M.C.A (Shanghai Club)[外国青年基督教联合会(上海俱乐部)]

上海青年会俱乐部当时还在四川路。上海Y.M.C.A.成立于1900年,宋庆龄之父宋耀如是发起人之一。

五月四日,上午十点,与Professor Soothill(肖塞尔教授)同去看麦伦书院(兆丰路76号)。

麦伦书院 (Medhurst College)是教会学校,由英国伦敦会创办于1898年。1953年收归国有,并改名为继光学校,以纪念那时的战斗英雄黄继光。

火车上的访谈

苏慧廉比胡适整整大了三十岁,应算他的长辈。因此,从年龄而言,苏慧廉的女儿谢福芸更易与胡适交上朋友。谢福芸生于1885年,仅比胡适大六岁。

谢福芸生在宁波,长在温州,八岁时才回英国读书。她后来就读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剑桥毕业后又回到中国。晚清之际,与另一位剑桥校友包哲洁(A .G. Bowden Smith)共同创办北京培华女校。培华是林徽因的母校。

在英国,作为作家的谢福芸可能比汉学家的父亲更广为人知。谢福芸著有游记、小说多种,这些与中国相关的著述,是当时的英国人了解中国的生动读物。

《中国女士》是谢福芸关于中国的第二本小说。它虽叫小说,其实纪实的成分很浓。近年为写苏慧廉传,我翻看了她关于中国的所有作品,从她家族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笔者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几乎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这些人以化名出现。他们像一群戴着面具的熟人,邀你参加一场跨越时空的化装舞会。

谢福芸笔下的胡适是个逻辑学教授(A Professor of Logic)。在该书第二十一章《哲学之门》里,谢福芸详细记下她与教授在火车上的对话:

我们第一次认识是在火车上,窗外一派田园风光。果园正开花,果树精心修理过,虽然不够科学。看不见一棵杂草,每一列每一行都笔直笔直的。响起布谷鸟的叫声。

“听!”他说。“你知道它在叫什么吗?‘布谷,布谷!’传说里讲,从前有个懒惰的农夫,任凭土地荒芜下去。他死后,遭到天谴,每年春天回来,化作布谷鸟,呼唤农人不要学他的样子!”

“这个故事太迷人了。”我说。

“是啊,”他回答,“像我们所有的传说一样,很实际,很唯物。你们的诗人称布谷鸟为‘漫游的声音’,而这个声音给我们实在的建议。我们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我们中国人特别唯物。西方向东方寻求所谓神秘主义和灵性纯属瞎闹。印度人甚至比我们更缺少精神灵性。”

“哦,不是吧?”我认为他在谈话中掩盖真情,以中国的方式表示礼貌的谦虚,就反对道。“还有祭祖呢。一个如此彻底相信死亡没有终结人类生命的民族肯定不怎么唯物。”

但他不以为然。“你很清楚,”他回答,“我们的鬼魂是最唯物的。他们要吃喝,要有钱花;死前要是尘世的富人,还要有汽车仆人,这些都是纸做的,烧了送过去。祖先一样俗:如果他们的棺木埋的方向不对,或时间不对,或者葬礼仪式不合适,他们会回到人间,出没于子孙居住的屋子,破坏他们的事儿。所以,在死人的事情上,我们中国人毫无精神性可言。”

我问他:我在为一家英国报纸写描述中国人生活的文章,能不能引用他的话?

“当然可以,”他说,“这类东西我在书里讲过二十遍,你显然没看过。但你最好正儿八经地写一篇我的访谈录。”

那可是新鲜的经历,我肯定地说。我挺感兴趣的。

“很好,”他命令道,“问我问题吧。中国和美国的报纸跟我做过无数次访谈。”后来,他在欧洲也接受过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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