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初的工业化也是建立在“山寨”的基础之上——这原本也是所有后发工业国的必经之路。在十八九世纪，美国基本上把欧洲的各种技术山寨遍了，以至于当时的欧洲人大骂美国人是“小偷”“骗子”；再后来，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人和欧洲人一起这样骂日本人；再再后来，美国人、欧洲人和日本人又一起这样骂中国人……假如未来还会有新兴工业国产生的话，没准中国网友们也会加入新的骂战。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到了经济发展的瓶颈期，必须靠新技术来破局时，美国才真正开始琢磨“创新”的问题——创新不是引导出来的，而只能是逼出来的。
除了外部压力，美国自身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积累之后，也具备了创新的内部条件：
条件一：钱。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对于技术研发而言尤其如此。任何新的发明，都不可能在最初就确定它一定靠谱。在某种程度上说，创新就是在试错，就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投入大笔资金去搞实验，最终十个项目里头也许只能成一个——但是只要成一个，那也意味着高额的回报。
百余年来，欧洲大大小小的战争就没有断绝过，特别是20世纪前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打得流血漂橹。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大量欧洲资本被转移到了美国，而当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红利已经消耗殆尽，除了面向技术创新的风险投资之外，欧洲资本在当时也找不到更合适的投资渠道——还是要靠逼出来。
条件二：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富人可以凭借手里的财富来钱生钱，因此很难有动力做创新；底层平民要忙着讨生活，也不太可能去琢磨别的东西。唯独中产阶级生存压力相对较小，有钱有闲有文化，同时又有进一步增加财富、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因此这个群体就成了创新的主要土壤。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经济体过分依赖虚拟经济或是房地产，导致中产阶级被过分削弱，或是国家研发机构的科研人员待遇水平太低，对于一国的实体经济而言，都绝不是一件好事。
当技术研发从少数人偶然的“灵光一现”变成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之后，创新的权重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而美国中产阶级的壮大，除扩大了国内消费市场外（打个比方，一个中产家庭至少可以买一辆中档轿车，而财富是他们一百倍的富豪却不太可能一下子买一百辆豪车。显然，庞大的中产阶级会提供更大的消费市场），也为美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生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