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唐纳利和密琪利在坚持要求我们的道德应该适合我们的时代这一点上是对的。我们不能对政治和经济现实置之不理，我们也不应该对那些我们可以看到和影响的东西视而不见。唐纳利方法的局限性在于，他坚持认为，当前的人权体制是面对现代国家所提出的挑战的唯一可能，或者至少是唯一符合现实的解决方法。他很少提及反映这种主张——即没有其他价值（或制度）体系可以胜任这个工作——消极一面的观点。更多的情况是，他对那些宣扬此类替代性解决途径的人，要么说他们“政治上太天真”，要么就怀疑他们的真正动机［Donnelly 1997］。一个建立在广泛基础上的跨文化共识可能导向唐纳利的结论，但我认为，如果据此就认为它是唯一可能的解决方法，那也未免言之过早。
密琪利的观点更容易不经审查就被轻易接受。这个世界正在不断变小，要我们（无论“我们”是谁）将他人包容在我们道德指针内的压力不仅是真实的，而且也是不可抗拒的。当然，全球化并不仅仅给我们带来了这些压力；全球资本主义与人权之间最多只存在一种模糊的关系［Santoro 2000］。但尽管如此，在不同的民族努力处理一些更广泛道德场域的过程中，人权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像我这样的学者不可能在与这些事实相隔绝的条件下进行工作，密琪利没有像唐纳利走得那么远，她认为，现在建立在联合国基础上的、对人权的理解是唯一可以为大家所接受的共识。但是，在呼吁学术界建设性地处理他们所发现的问题时，她实际上是在要求我们记住我们工作的实际影响。为道德多元论——甚至是我在第2章和第3章所讲的比较温和的那种——进行辩护总是存在一种蜕变成为威权政治合法性辩解的危险。我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危险所在，事实上，我相信我的方法也存在支持而不是削弱中国和其他地方人权活动家立场的巨大潜力。
“厚实”与“单薄”
现代世界不只是拉近了我们的距离，它也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尽管现代政治经济力量存在剥夺人们独有特征的趋势，但是，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这个过程都受到了强有力的抵制。在大部分情况下，自由主义政治在抵制统一化的过程中都是一个促进者，因为宽容一直是它的一个核心价值。然而，在坚持普遍人权这一方面，自由主义政治似乎与容忍差异这个价值显得有些不相容。许多理论家试图通过坚持普遍和特殊价值可以在不同层次上同时并存这一点来回避这种矛盾。正像迈克·沃尔茨所说的，我们可以非常广泛地共享像人权这样“单薄的”（thin）价值观，同时将“厚实的”（thick）价值观仅限于更小一些的社会。
沃尔茨写道，单薄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像“真理”和“正义”这类价值的简单重叠或对它们的“重申”基础上的。这种重叠一开始就足以招致某些批评或支持，但是这些批评或支持都有其特有的限制；他认为，对厚实的、建立在文化意义上的道德观来说，真正的批评是来自内部的批评。这并不是说最低限度简单重叠的道德观就是一种不好的或不真实的东西：它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对布拉格的示威者表示极大的同情。但是，如果我们倾听他们很长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就会开始发现，我们与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定距离的。以1989年的示威为例，沃尔茨指出，“当我们以表明可行选择的方式批评捷克的共产主义时，我们很快就超越了这个最低限度，我们知道，我们的某些话会在布拉格得到积极的响应（或者说布拉格这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也有一些话可能不会”［1994，p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