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看到，沃尔茨承认，在布拉格抗议者共同体内部也存在很大的复杂性或争论：一些人将他们对“正义”的信念建立在那些能够很好回应我们更为具体的批评的理由上，而其他人却可能并非如此。对于这种关于内部复杂性的重要性问题，在以后的章节中我还将进一步论述。现在，让我们也注意一下，沃尔茨并没有以确认单一的、一成不变的单薄道德法典为目标。他说单薄的价值观包含在厚实的道德观中。单薄的价值观
只有在社会危机或政治冲突的过程中，才会在不同程度的单薄性（thinness）上获得解放……并且显示出独立性，就像实行共产主义专制的捷克所表明的那样。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其他人都有一些关于什么是专制以及为什么它是错误的常识，所以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摆脱了在他们所用的捷克语中所具有的任何特殊含义。它们都变得可以获得广泛（甚至普遍）的理解。［1994，p3］
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他进一步说：“写在他们标语上的‘正义’的意思……已经够简单了：结束任意的逮捕，平等中立地实施法律，取消共产党精英的特权——普通、平常的正义。” ［1994，p2］
很显然，沃尔茨并不是在提倡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反映单薄普遍价值的理论。不同词语和概念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既可以进行或多或少有些单薄（thinly）的理解，也可以作某种厚实的理解。他的目的就是要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在我们坚持充分的批评必须来自内部的同时，为什么我们还会对布拉格的示威者们心有戚戚焉？沃尔茨方法中一种通常的变异形式是，试图通过发现那些被每个人所实际分享的价值观来确定一套固定的单薄价值观。然而，这种寻找最小公分母的方法是很不充分的，原因至少有三个方面(其中第二个问题也是沃尔茨所具有的问题):首先，如果我们要求达成普遍的协议，我们就可能只能局限于非常模糊或一般的概念——如“没有正当理由的杀人是不对的”。但是，什么是杀人确切的正当理由呢？在普遍性的背后必然会隐藏着相当的多样性。一种最小公分母式的共识就隐藏着表面化的危险，这一点也是沃尔茨明确予以承认的。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价值观确实为每个人所分享，那么这种价值观就只能具备有限的批判功能：它们可以容许对实践的批评，但却不容许对价值观本身进行批评。只要在价值观和实际现实之间存在差距，进行这种批评的空间就会始终存在。那些试图确保其价值观将在自己的社会中得到制度化或实施的活动者，可能会从其他群体对价值观制度化的成功实践中获得鼓舞——将它视为学习的正面典型或者作为能够进行制度化的证据。如果我们不仅需要这个——如果我们想能够告诉其他人说，他们应该致力于维护人权（即使当他们没有如此做时也是如此说）——那么我们将不仅需要最小公分母方法这样的东西。事实上，没有任何类型的最小公分母理论（包括沃尔茨的理论在内）可以让我们批评即使在不承认这种理论（表面的）普遍性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可能会批评的东西。这是因为在此处所说的这种批评看起来似乎在价值观并不为大家所分享的情况下也同样会存在。不管我是否拥有这样的价值观，难道我就不能因为你辜负了你自己的价值观而批评你吗？不可否认，怎样准确理解这种情况确实相当复杂。我在第3章还会更详细地谈到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