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书首次出版以来的这些年中，东西方的学者和普通公民仍在继续探讨人权的普遍性与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在经济和政治实力方面的不断崛起无疑也增加了中国人希望看到中国价值观崛起的渴望：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难道不可以给当代世界贡献良多吗？近几年来，中国在“普适价值观”的倡导者与“中国模式”的支持者之间掀起了一场广泛的争论。当然，人权并非是此场争论的唯一主题，争论也涵盖了经济和政治组织、自由和福利之类的一般价值观，以及全世界是否或应否趋向一套单一的价值观等问题。也许从此争论中可以得到的一个启示是，无论是对“普适价值观”还是对单纯“中国模式”的单一理解而言，没有一个答案会适用于所有这些不同领域。
另一个可以得到的启示是，我们应当寻找那些可以使普遍性与地方性得以结合的方式。有三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第一，某些在一个地方性语境中以一种独特的当地词汇首先表达出来的东西，最后也许会变得具有普遍意义。可以肯定的是，科学、医学和技术上的诸多发现都是如此。例如，传统中医的很多疗法在西方国家正日益得到更多的了解，它们开始被越来越广泛地接受，这说明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能从针灸中获益。我们也可以以这种方式理解人权：虽然这种思想最早为西方人所提出，但它最终可以使所有人都同样从中获益，而不论人们是哪里人。有意思的是，中国哲学家赵汀阳最近提出了其所谓的“非西方的普遍人权理论”，他认为这种理论不同于源于西方的人权理论，但却同样具有普适性。
第二种将普遍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方法是，主张一种普遍价值观在不同的语境下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运用或实现。对这种主张的其中一种说法，我在本书中称之为“环境相对论”：由于语境存在差异，同样的一个价值观却会要求人们从事不同的行为或以不同的制度予以实施。随着地方“环境”的改变，该价值观所要求的行为的具体类型可能也会发生改变。这种将普遍性与地方性相结合的方法还有一种变体形式：主张某个普遍价值观的正当化论证必须以地方性术语进行表达。例如，雅格·马里旦（Jacques Maritain）的一个著名论断认为，只要全世界的哲学家中没有人问及“为何”这些东西就是人权，那么就表明他们都认同人权。迈克·沃尔茨（Michael Walzer）对单薄价值观和厚实价值观的区分则是这种思想的另一个版本，对这个问题，本书第一章进行了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