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根据大量的日本文献，探讨了“二战”前、“二战”期间，尤其是“二战”结束时日本政府的战略思考，其中许多文献之前无人引用或只是用作其他方面的研究。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对日本战败的叙述总跳不出“太平洋战争”的条条框框，它不断地给日本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战争记忆：日本只有败给美国，战后才能复苏并重新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以至于战争结束时，这种印象在日本已经人尽皆知。在这种记忆中，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日本殖民帝国的覆灭，以及日本在1945年8月战后“重生”以来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都被选择性地忽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战争目标主要是针对欧亚大陆，而为了尽量还原整场战争的面貌，本书将苏联拉回到历史视野，并将这一战争重新命名为“欧亚-太平洋战争”，深入调查这个由日本政府制定并努力实施，最后却不得不放弃的扩张计划。
战前的日本一面编织帝国梦想，一面高度重视欧亚大陆，并把强大的俄国及之后的苏联看作日本与西方文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交流的桥梁。只是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为了整个国家生存的考虑，日本的未来规划者们才不得不把美国纳入到不断变化的欧亚-太平洋地缘政治圈。在美国的军事占领下，太平洋战争的历史叙述消融了日本的“欧亚大陆”概念，促成了战后的日本“集体遗忘”本国的殖民帝国时代。
对“二战”以及太平洋战争历史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关于日本政府领导阶层在战时及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里对地缘政治的战略思考仍然鲜为人知。1944年秋天，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中就已经有不少成员认为苏联将最终对日宣战，但这个结论是如何推断出来的，也鲜有史料记载。当时的日本领导人深知莫斯科方面需要与日本保持中立，以便集中兵力对付欧洲战场，但德国一旦战败，这种中立将变得毫无意义。日本领导人一方面与苏联举行外交谈判，以期通过苏联的斡旋与美国达成停火协议，一方面又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苏联人着手准备发动对日战争。通过密切关注中国和朝鲜内部政治派系的争斗以及它们与美苏的关系，“欧亚-太平洋战争”策划者们得出结论：苏联与东亚各国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有效遏制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霸权。他们希望，苏联能够介入东亚，填补日本帝国覆灭后亚洲地区形成的权力真空，并与美国抗衡。
转变作战战略时，恰逢日本战时政府从根本上对作战指挥系统进行调整。这次调整发生在1944年7月，当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败已成定局。塞班岛陷落后，时任朝鲜总督的小矶国昭被选为首相，由他接管以东条英机为首的在“二战”绝大部分时间内执政的东条内阁。小矶国昭当时并非帝国首相的最佳人选，而且裕仁天皇和掌玺大臣木户幸一也因为其牵涉进“1931年3月事件”中（即由日本陆军内部“樱花会”发起的一次未遂的政变。——译者注），所以并不看好小矶国昭。因为没有更好的人选，小矶国昭才得以勉强上位。虽然只是个名义上的首相，但小矶国昭却在1944年8月4日成功组建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确立了统一的指挥体系，使首相和外相能够共同参与最高指挥部的决议，以保证战争策略和指令的有效执行。
这是这是在战时决策方面取得的一次重大突破。在此之前，帝国大本营包揽了日本陆军和海军的所有协调工作，拥有指挥特权，政府和首相却无法参与战时行动策划和战略规划。早在1937年11月，中日战争爆发数月后，新改组的帝国大本营成立了大本营与政府联络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陆军参谋总长、海军军令部总长与政府之间的磋商。结果证明，不仅联络会议很难让陆海军在战略计划上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改变军队自行其是的习惯，很难协调政府其他部门的资源和政策，来配合陆海军的军事决策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