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与新挑战
表面上看起来，自18世纪起，不但“民族国家”开始积极地建构一个不同于中古时期的新国际体系，“民主政治”理论也宣告成立，并声称唯有经过人民同意而选出来的代议政府才拥有正当性。其后，随着1990年代苏东巨变的出现，自由民主主义似乎取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但事实是，与此同时，民主政治本身似乎正进入一个危机暴风圈当中，正如法国学者齐瓦里耶（Jacques Chevallier）所说的，愈来愈多的政治献金丑闻案正席卷着多数欧美国家，愈来愈低的投票率也反映出日渐增长的对政府不信任与政治冷漠感，愈来愈网络化的社会则面临着解构与重构的关键时刻，总之，这是个充满变数的时代。
据此，哈贝马斯特别指出，当前社会正受到一堆“危机趋势”的威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进行肆无忌惮地无情扩张的情况下，一方面企业家通过前述金融全球化发展而取得了对政府决策的更高议价能力，与此同时，人民却也有赖于政府积极介入来解决贫富差异的恶化。政府的处境可说是进退维谷，积极也不是，消极也不是：在高举自由化政策的旗帜下，国家角色已受到极大限制，人民对其施压的程度也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的可能性；由此，政府只能一面不断地向企业让步，同时以负债为前提，推动更多的社会福利计划，结果当然是所谓的“超载”窘境。
值得一提的是，诚如德鲁克（Peter Drucker）所描述的，“电子商务”在当前信息革命中的地位，就像铁路在工业革命中的地位一样，是史无前例的；而且，相对于在铁路创造的环境中，人类掌握了距离，在电子商务所塑造的天地中，距离则几乎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只剩下一个经济体，也就是只有一个市场。进一步来说：“新通路不仅改变了顾客的定义与购买方式，也改变了顾客购买的东西，还改变了顾客的行为、储蓄及产业结构；简单地说，改变了整个经济。”
当然，或许德鲁克有点儿危言耸听，因为他讲的只是一种“北方现象”（可观察到的个案只集中在少数发展较进步的国家中），排除掉了那些根本赶不上领先队伍的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他的推论没有参考价值。因为北方国家虽不能代表整个人类世界，但至少它们拥有非常强大且广泛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