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自由市场的想法、美国骄傲的态度以及不愿再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系的反美主义，这三种态度的融合让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联合国之前享有的超高民意支持率也迅速下降。盖洛普公司多年来始终没有间断就联合国工作是否到位的问题在美国展开调查。1950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人民对联合国的好评率从未低于50%，通常情况下可以达到80%甚至更高。但是在1967年，这一数据降到了49%。1971年11月，支持率仅为35%，成为史上最低。1972年1月，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澳大利亚人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urtWaldheim）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乔治·H·W·布什会面时承认“联合国的威望已陷入低谷”。尼克松也很难安心：“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公众对联合国的支持率在不断下降。国际事务通常都会遭遇美国人民的这种态度。”用前任国务院官员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的话说：“美国对这样一个国际组织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而此刻两者相处得并不愉快。”福特政府推迟了给世界银行的拨款，并于1975年在国会和工会的双重压力下宣布退出国际劳工组织。
美国对机构改革有助于联合国监管世界的说法失去了兴趣。荷兰经济学家扬·廷贝亨（Jan Tinbergen）曾提出“最佳国际秩序”这个说法，他主张全面扩大联合国权利，并培植大量下属机构—他希望开设世界粮食局、世界矿产资源机构、世界能源研究局、世界技术开发局、国际（环境）控制机构、世界裁军机构以及世界贸易和发展局等国际组织，种类如此繁多，令人瞠目结舌。大西洋彼岸各国对这一诉求持怀疑态度。廷贝亨是位社会主义人士，又在荷兰这个善于规划的国家身经百战，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他忽略了国际形势的走向。美国商务部官员直言不讳地说：“当今有两个国际组织相当无用：那就是联合国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美国官员指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称该组织“重复制造危机”，激起了“某些国家无休无止的单边需求”。
美国已经失去了耐心。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未果有很多原因，其中来自美国的反对是首要的。莫伊尼汉激起了反对建立新秩序的情绪，他还敦促美国尽快找到替代方案。毕竟他是位威尔逊主义者。然而，替代方案究竟是否可行尚无定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各国国内以及各国之间都存在着各种分裂势力。例如在各国国内，有组织的劳工和资本家之间签订的各类战后社团主义契约纷纷解除，在这些分裂势力的影响下，于1971年崩溃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是否可以被代替不得而知。一些美国时评人相信当今美国的霸权地位已不复存在，美国已经无法再把那些经济规则和制度强加于他国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的学者罗伯特·罗斯坦（Robert Rothstein）在20世纪70年代曾声称“对全球通用规则的追求必定失败”。他预言将会出现“一个新的体系，这个体系很有可能发生内部冲突、最终分裂成互相敌对的各股势力”。其他人则希望看到一个较为“宽松的”经济体制。1977年，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 Hirsch）认真思考了被他称为“世界经济在各国操控下的解体”究竟是不是“20世纪80年代世界经济的理想归宿”。他在想，如果放宽国际货币制度，允许货币流通，在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后，各国政府自由选择各自适用的经济制度将会带来多少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