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昏庸、无知与谎言导向屈辱
1832年，一艘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遍游中国沿海要地，6月20日，该船进入吴淞，甚至游弋于吴淞炮台周围，尽窥守军虚实。船上的一位传教士说：“如果我们是敌人，那么这里的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下令驱逐该船，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如林则徐、关天培等，甚至道光皇帝都被惊动，但没人能对这只小小的商船采取有效措施。这艘船在最后的报告中说：“全中国一千艘战舰，不堪一小战舰一击！”
时局已如此险恶，但堂堂天朝无人以此为忧，无人知晓危机已迫在眉睫，与世界的疏离和盲目自大正是清帝国最大的危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意识到这种差距。在闭关锁国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同时封闭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甚至出现了十分荒唐的认识。
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相比，英国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刻得多。在1793年被赶出中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中有一位叫托马斯·斯当东的随从在1800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位曾深得乾隆喜爱并得到乾隆赏赐的人正是1840年的英国主战派之一。马嘎尔尼也认为：“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而一位英国士兵则非常怀疑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因为他发现几个中国人见到一门大炮空放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所说的语言4000年以来都没有变过。”
另一位法国伟人则对中国更有信心，因滑铁卢之败而被囚禁在荒岛上的拿破仑对一位英国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击败。”
但遗憾的是，在19世纪按照拿破仑的方式成功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还要经受更多的苦难。这是一个寻求变化、追求发明创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已经落后得很远了。
鸦片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军队只能靠两条腿行军，邻省调兵要三四十天，隔两省约50天，隔4省则在90天以上。如果说中国军队用双腿丈量出的是封建社会的速度，那么，英国军队则用工业革命的成果丈量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他们坐着蒸汽轮船跨越重洋，从英国本土到中国也只需4个月，从印度调集援兵和军需品，来回只要两个月。科学技术的劣势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优势。
技术的差距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差距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
英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生产率是19世纪中国的28倍，当英国工业革命的大火勃然而起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家近代工厂，只有家庭手工业，至于与现代化工业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更是全无踪影。
当英国人用新的方式管理国家，甚至管理君主的时候，大清帝国的权力依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科举制度选出来的大多数官员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秘诀。皇帝和大臣们统治国家的依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2000多年前圣贤说过的话。即使这些话的一些内容仍有意义，但以此来衡量一切显然很不合适，除非2000多年来这个国家没有发生任何进步，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最本真的规律。
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皇帝的威权无与伦比，所有大权都操于其手，“宰相”这个名称像西方国家的“恺撒”一样成了一个尊称，被称为“相”的大学士们更像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按照皇帝的意思上传下达。内部终于再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威胁皇权，而外面的世界根本就不在中国皇帝的眼中。
中国统治者们死守“华夷之辨”的天朝大国思想，拒绝与外部世界平等交流，也失去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机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中国是以中世纪的军事、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以及中世纪的人来对抗已经走向近代化的敌人。马克思在批判鸦片贸易罪恶的同时，也指出：这是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碰撞，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战胜落后的封建制度，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