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山暮色

(三)昏庸、无知与谎言导向屈辱

1832年,一艘英国商船“阿美士德”号遍游中国沿海要地,6月20日,该船进入吴淞,甚至游弋于吴淞炮台周围,尽窥守军虚实。船上的一位传教士说:“如果我们是敌人,那么这里的军队的抵抗不会超过半小时。”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下令驱逐该船,当时中国的政治家和军人如林则徐、关天培等,甚至道光皇帝都被惊动,但没人能对这只小小的商船采取有效措施。这艘船在最后的报告中说:“全中国一千艘战舰,不堪一小战舰一击!”

时局已如此险恶,但堂堂天朝无人以此为忧,无人知晓危机已迫在眉睫,与世界的疏离和盲目自大正是清帝国最大的危机。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几乎没有中国人意识到这种差距。在闭关锁国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同时封闭了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甚至出现了十分荒唐的认识。

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茫然无知相比,英国对中国的了解要深刻得多。在1793年被赶出中国的马嘎尔尼使团中有一位叫托马斯·斯当东的随从在1800年翻译了《大清律例》。这位曾深得乾隆喜爱并得到乾隆赏赐的人正是1840年的英国主战派之一。马嘎尔尼也认为:“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而一位英国士兵则非常怀疑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因为他发现几个中国人见到一门大炮空放时被吓得魂不附体。

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伏尔泰认为:“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所说的语言4000年以来都没有变过。”

另一位法国伟人则对中国更有信心,因滑铁卢之败而被囚禁在荒岛上的拿破仑对一位英国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击败。”

但遗憾的是,在19世纪按照拿破仑的方式成功的是日本,而不是中国。这个历经苦难的国家还要经受更多的苦难。这是一个寻求变化、追求发明创造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已经落后得很远了。

鸦片战争中,大多数中国军队只能靠两条腿行军,邻省调兵要三四十天,隔两省约50天,隔4省则在90天以上。如果说中国军队用双腿丈量出的是封建社会的速度,那么,英国军队则用工业革命的成果丈量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速度。他们坐着蒸汽轮船跨越重洋,从英国本土到中国也只需4个月,从印度调集援兵和军需品,来回只要两个月。科学技术的劣势使清军丧失了本土作战的优势。

技术的差距只是冰山一角,更大的差距在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

英国在15世纪和16世纪的生产率是19世纪中国的28倍,当英国工业革命的大火勃然而起的时候,中国还没有一家近代工厂,只有家庭手工业,至于与现代化工业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更是全无踪影。

当英国人用新的方式管理国家,甚至管理君主的时候,大清帝国的权力依然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科举制度选出来的大多数官员奉行“多磕头、少说话”的官场秘诀。皇帝和大臣们统治国家的依据不是事实本身,而是2000多年前圣贤说过的话。即使这些话的一些内容仍有意义,但以此来衡量一切显然很不合适,除非2000多年来这个国家没有发生任何进步,这显然不符合人类社会最本真的规律。

中国的封建统治在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皇帝的威权无与伦比,所有大权都操于其手,“宰相”这个名称像西方国家的“恺撒”一样成了一个尊称,被称为“相”的大学士们更像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按照皇帝的意思上传下达。内部终于再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威胁皇权,而外面的世界根本就不在中国皇帝的眼中。

中国统治者们死守“华夷之辨”的天朝大国思想,拒绝与外部世界平等交流,也失去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良机和自我改造的能力。中国是以中世纪的军事、中世纪的政府、中世纪的社会以及中世纪的人来对抗已经走向近代化的敌人。马克思在批判鸦片贸易罪恶的同时,也指出:这是两种文明、两种制度的碰撞,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战胜落后的封建制度,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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