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父亲在我十岁时另结新欢，终于还是遗弃了我们母子。到了我十五岁时，母亲因为忧郁过度而去世。
从此，这世界只剩我一个人了，前途茫茫，我无法想象自己的未来，于是报考了“青年军”，准备受训一年后复员继续升学。由于个子瘦小，我考了三次才通过体重检查：第一次体重不够，第二次体重还是不够，第三次我就向家里开米店的同学刘振兴借了两个砝码，揣在口袋里，才算够了五十公斤。
1946年，我十六岁，加入了“青年远征军”第二○八师六三二团。后来，“青年远征军”的“远征”两个字就去掉了，变成“青年军”二○八师，师长是吴啸亚将军。后来六三二团也变成第三团，最后又改为第四团，团长是曹椿栋将军。在军中过的是团体生活，像个大家庭，部队里有很多流亡学生，在战乱时仍然不忘阅读，因为他们的影响，我也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
1949年一起同船来的，有很多演员，像默片时代的大明星垄稼农前辈，大家熟悉的葛香亭、曹健、常枫、雷鸣、魏龙豪（魏苏）等等。来台后，我们部队独战四营驻防梧栖，就是现在的台中港。
排演“反共抗俄”样板戏
来台湾后，我们排好了戏，就到中南北部的军营及金马前线演出，叫“军民同乐晚会”，营区附近的民众都可以来看戏。有时为了换戏，我们必须白天排戏，晚上演出，有时夜里改布景，都由我们戏队几十个人一起干，忙碌中感到很充实。
当时，我们演出的多是“反共抗俄”的戏，剧本总是只有好人和坏人、黑与白，没有中间路线。记得我初初成为军中剧队（水牛剧队）的队员，与王凡、胡光、张媛、汪立筠、张煜、史惟亮、郭韧、王农、杨秉忠同队。我在台湾演的第一出舞台剧叫《忠烈图》，王凡导演，讲一个儿子从军报国，最后战死沙场，我就演那个儿子，大概很多戏都是类似的剧情。那时的气氛就是如此，演起来煽情，最后一定是一群男女组成的游击队上台，手里拿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老弱妇孺村民出来欢呼：“中华民国万岁！”这时观众们就知道戏要结束了。
这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台湾开放后我和大陆亲友聊，他们也一样，我们在他们眼中是“蒋匪”坏蛋，或是“美帝走狗”，通通都一样的。受这样非黑即白戏剧长期教育影响下来，个人意识就比较薄弱，只能肯定共产党是坏人，我们是好人。我们之所以打他们是因为他们占据大陆，而我们的父母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拯救。
话剧“反共抗俄”当道，不能演思念家、想家的戏，怕造成心防松懈。京剧也是如此，很多传统教忠教孝的戏，例如一代青衣名角顾正秋，就曾在中山堂演出齐如山先生所编的《征衣缘》，是女孩们做寒衣给沙场的战士们穿的故事，造成很大轰动。但又有一些戏不能演，像《四郎探母》，因为杨四郎在番邦被俘了，唉呀，你被俘后，不但没自杀，还娶了铁镜公主、生了儿子，又借机出关跑回去看老娘，母子相逢哭断了肝肠，连夜又再赶回番邦……这样的剧情在当时国共战争的气氛下，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但想家是人性的本然，不提反而很压抑。
想家，那就好好唱歌吧！
我的母亲去世那年，刚好是中国抗战胜利（1945年），之后我投军，四处移防，没有带任何她给我的东西来到台湾，没有任何纪念品供我触物思念。
来台湾后，有一段时间我们话剧队住在现在台南成功大学校园里，那时叫“旭町营房”的一栋独立红砖房里，约四十几个人。每当夕阳西下，阳光打在墙上，整个墙面热烘烘、红通通的，在这样的情景下，反而让我心情更沉，更闷，我总是在那里无神地抽着烟，想着那遥不可及的大陆。
想到最后，我便开始唱歌，唱很多中国抗战时期或1949年后的怀旧歌曲，好比我今天还记得的：“故乡！我生长的地方，本来是一个天堂，那儿有清澈的河流……有牛群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