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极端保守主义的认识论，同时也是一种卢卡奇（Georg Lukacs）所谓的“贵族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的政治诉求在于最终放弃凭借知识对人类命运进行民主改造的可能性和尝试，以宗教、伦理、情感以及审美方面的“价值”取代对政治—历史以及社会实在进行理性的认知和变革。马克斯?韦伯坦率地阐述了此种贵族主义认识论同政治—历史失败主义之间的直接逻辑联系：“从有关人类处境的此世观点来看，这一立场在不自欺的情况下是可能的吗？……宗教立场排除了其理论中本来必然会有的宿命论结果。当然，罗雪尔也认为，我们并不知道，在人类有限的——基督教意义上的有限——进化过程中的哪个阶段上可以找到我们自身。同样我们也无法确定，我们注定会消亡的民族文化，目前处在哪个发展阶段上。但是他又认为，从政治家的角度看，我们不具备此类知识反倒是一种优势。同样，对个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优势，因为人们不会知道死亡何时来临。我们对这类知识的缺乏并不妨碍罗雪尔的信念，他认为良知与健全的人类知性能够揭示上帝为集合体安排的任务。正如它们也揭示了上帝为个人安排的任务。这套观点显然把经济政策限定在一个非常狭窄的范围内。在罗雪尔看来，一个民族的"实在需求"将会自发扩张，这是经济发展之法则性特征的结果。相反的假设与天意不符。我们推论知识的有限性排除了对"进化法则"的总体性进行领会的可能性。因此，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逻辑上发展出关于经济政策的独立系统来，即使在相对的意义上也不可能。事实上，在经济政策领域中发展出这么一套完备的理论，其可能性并不比在政治领域中更大，这一点无可争辩。”
那么，在一种对人类知识之有限性坚持宗教性的信仰而又“不自欺的情况下”，一个历史学家将何以可能继续“思考”并叙述历史个体事件呢？科林伍德追随克罗齐，给出了19世纪、也即“历史学的世纪”的最终答案。
他区分了人类思想本身的直接性和媒介性。所谓直接性，就是指思想本身如同历史个体事件那样，从一时一地的特定背景和物质环境中产生，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就是对具体环境的刺激性的和直接的反应，如同洛克认识论中的“白板”观念那样，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种纯粹消极的、被动的感觉。但另一方面，思想本身也具备“持续和复活自己的能力”，这使得思想一旦产生就能够在人类心灵当中以自律的方式保持稳定性，并穿越历史事件的短期潮流变迁而不像历史事件本身那样归于泯灭、无法重建，同时，思想的这种稳定性和自律性也使得思想可以脱离当初产生过它的那个短暂的背景，而对后世发生的历史进行思考，这就是思想的媒介性；在科林伍德看来，过去的历史事件之所以能够重建，恰恰正是凭借思想的这种媒介性。针对思想的这种奇特的双重特征，科林伍德以柏拉图的思想为例解释说：“我们读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反对知识是纯粹知觉的观点的论证时，我并不知道他在他那个时代是攻击什么哲学学说；我无法详细解释这些学说，也不能详细地说谁在主张这些学说，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论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