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10)

他所认识的康德是一个大学环境里的同事,因此熟悉康德不为瓦西安斯基所知的角色。他对康德的印象是负面的,但这当然不能表示他的判断就会打折扣。事实上,博罗夫斯基也不见得比梅茨格可靠,至少我们要同样谨慎地看待博罗夫斯基和梅茨格。由于雅赫曼与瓦西安斯基汲汲于为康德打造“圣徒传”,他们的材料也必须小心处理。

因此,我不认为在撰写康德传时,都必须接受传统文献的观点。马尔特(Rudolf Malter)曾总结说:

长久以来所认定的证据等级,至今仍然是有效的:除了康德自己零星透露的讯息,以及对任何康德传都非常重要的信件往来之外,要了解康德的生平、他的人格特质以及他与哥尼斯堡人的来往,还得以那三本[博罗夫斯基、雅赫曼和瓦西安斯基所作的]传记为基础。(55)

博罗夫斯基的传记尽管也重要,但不应与雅赫曼及瓦西安斯基的传记放到同一等级。而哈曼、赫尔德、希佩尔与舍弗纳等人的书简,又是比上述三部传记资料更好的文献来源。如果博罗夫斯基的说法和传统传记以外的文献有冲突,那么我们应该采信康德和当时人们的书信。无论如何,如果我们在处理那三部正式传记时,应该不要忘了适当的怀疑精神,那么就可能出现一个更色彩鲜明、更有趣的康德。

自康德辞世至今的两百年里,并没有出现大量完整的有关康德的论述。虽然最近发表的关于康德生平的作品书目长达 23页,列有 483 种资料,但绝大多数处理的都是琐碎的细节,即使最热中于康德哲学的人,也不见得感兴趣。(56)罗尔夫·乔治(Rolf George)在关于康德传记的最新评论里的结论是,实际上重要的只有“半打早期的回想录再加上后来的四部完整的传记”;其他的资料如果不是毫无用处,也只有边际性价值。(57)乔治的评判或许有点苛刻,有意义的传记资料比他所承认的还多了一些(很少一点儿)。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关于康德生平的作品,在数量上与合理的期待有不小的落差。

更重要的是,至今还没有任何一本符合严格学术标准的康德传。卡尔·福伦德1924 年发表的两大卷《伊曼纽尔·康德:其人其作》(Immanuel Kant: Der Mann und das Werk)最接近理想的标准,不过即使是福伦德也没有真正想要完成这样的目标。(58)在某种意义下,他有更大的抱负。他并不想写一本只对哲学家与学者有价值的论著,而是想向一般的读者“亲切介绍得享天年的康德如何生活和思考” 。在这两大卷本出版之前,他在 1911 年发表的略传《康德生平》(Immanuel Kants Leben)在特点上也颇为类似。(59)马尔特在 1977年第四版前言里表示,从 1924 年以后,关于康德生平的外部描绘,便不再有新资料出现,因而福伦德的作品或许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总结。(60)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福伦德的作品是衡量其他康德传记的试金石,而且的确超越了既有的相关文献。(61)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再超越福伦德,或者福伦德的作品已经囊括了所有可信的资料。事实上,福伦德所引用的资料,我们在今天大致上仍然可以找到,而且其中有许多资料也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诠释。施塔韦哈根(Kurt Stavenhagen)于1949年发表的《康德与哥尼斯堡》(Kant und Koenigsberg)证明了“七年战争”对于康德的成长过程的影响远超乎福伦德的想象。他还说明,年轻的康德与福伦德努力要重现的年老康德有多么的不同。福伦德的作品并没有太多原创性;他引用的文献虽然现在不容易找到,但总算还存在。最后,福伦德也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客观。他笔下的康德其实也反映了他自己对于文化和政治的观点。虽然他十分细心,但还是忽略了在他之前已经存在的一些研究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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