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芬穷其一生，皆在寻求忠君爱国、救国济民之真谛。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他不再留恋古人留下来的四书五经，而是放眼四海，吸纳吞吐，容天下之技而为己之用，大力引进、传播近代西方列强的农业、工业、军事等方面的先进知识，并传道解惑，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培植人才，奠定基础。时内忧深重，外患频仍，清廷在多重夹击之下，尽力招架，忙于应付。名臣张之洞矢志探索富国强兵，以扶大厦之将倾。鼎芬协助之洞推行新政，创办近代军工、民用工业，时人有“梁是张的影子”之论。与其说鼎芬是干将，不如说他与之洞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同的救国理念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在近代思想史上，张之洞的核心理论是人所共知的“中体西用”论，主要表现在他的名作《劝学篇》中，而此篇正是由鼎芬一手协助撰写才得以完成，其中包含着鼎芬心中理念，殆无疑义。
鼎芬个性鲜明，绝无油滑世故。与康有为既同为清末著名人物，都属同乡，故而多有过从，交往甚深，其中恩怨也颇多曲折。早在光绪初年，两位广东名士便互慕才名，留有诗歌唱和之作。在鼎芬因参劾李鸿章而迁粤时，康氏依依不舍，曾作《梁星海编修免官寄赠》和《寄梁大编修》，为鼎芬壮行，一句“花发越台重把酒，不须悲伤话时艰”，道出了两人的惺惺相惜。戊戌变法前，康氏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以为维新派重要政治组织，鼎芬遵之洞之命，积极予以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后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之洞大力资助，并委派鼎芬主管，常与康梁辈商议筹划。
但时局演进，白云苍狗，政见分歧在所难免，维新阵营出现分化。《时务报》上，梁启超言论日益激进，时常言及“革命”，与鼎芬忠君理念产生分歧，且各执己见，无法调和。鼎芬解除梁启超主编之职。在张之洞的授意下，鼎芬编制了《劝学篇》，强调“中体西用”，同时攻击康、梁等人信奉邪教，形如国贼、土匪。维新政变后，鼎芬撰《康有为事实》一文，罗列康有为罪状三十二款，不仅批判其政见，且对其进行人身攻击，揭其隐私，称康有为是“一贪鄙狂悖，苟图富贵之人”。两人关系达到冰点。清廷退位，鼎芬与康氏趣味相投，惺惺相惜。两位铁杆保皇派往来又重新密切起来。在张勋复辟的闹剧中，鼎芬与康有为、陈宝琛等人用尽解数，积极策划，成为这场闹剧的三位蹩脚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