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就是小偷？
贾樟柯：不单是小偷，比如我朋友里面有裁缝，有修手机的，有刻图章的，有修表的，甚至有电影院扫地的。大家都是每天在一起混，我就特别想拍一个这样的手艺人。正准备落笔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是看守所的看守，他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一个小学同学在里面住着，就是犯人，他是我们那儿很出名的小偷。然后我就问他平常在号子里面，能不能说话？能不能接触？他说没问题，一样，有人权，在里面聊天、喝茶都行。我说他跟你们聊什么？他说这小子是个哲学家，老问我人为什么活着？他是按笑话来说的，我听得特别认真，听了特别感动，我觉得人不管有什么样的罪名，就是人的这种终极的疑问还在，他是很有尊严的。
程青松：从创作来讲，以一个“小偷”为主角是非常冒险的，但是《小武》却让观众产生了认同感，应该是与你的这种态度有关吧。
贾樟柯：我想是的。我要拍的是一个变化的中国，我回到家乡，我从那一刻开始，我意识到我工作的背景就是一个变化的中国。说实话，我自己的电影的储备里面，过去的储备里面除了《站台》之外，基本上都以历史故事为主。因为我对历史非常着迷，《站台》跟我个人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它也是一段我实在无法割舍的历史，就是80年代。而且我觉得我在那个年代长大，那个年代给了我很大的希望，也给了我很大的创痛，它让我变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我。
我觉得如果没有80年代，我可能没有自我的意识，也就随波逐流地这样生活下去。特别是80年代末的那个事件，它让我选择了艺术。我喜欢的东西多，那时候我最喜欢做生意。我组织同学，倒卖酒，赚了很多钱，在中学里我们都是属于比《小时代》里的人有钱多了，还倒卖烟，我们还有一个同学倒卖钢材，主要做的就是烟、酒和钢材。所以没有1989年，我绝对就做生意，开煤矿了。肯定是什么赚钱，做什么。但是因为１９89年那个事情让我喜欢上了艺术。除了《站台》之外，我喜欢的就是历史故事，我想拍1927年，还喜欢晚清什么的。到了《小武》那一年，我突然意识到每个导演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时代。
程青松：有种“顿悟”的感觉。
贾樟柯：也有所谓某种外在的一种因缘，这个因缘就是你恰逢生活在这个变革里面，所以这个变革不但是人心的变化，经济的变化，一草一木都在变化，墙都会被拆掉，房子都会被拆掉。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去面对跟表达的就是变革下的人们，我很庆幸我很早就有，拍《小武》的时候我就意识了到这一点。这个创作一直延续到今天，背后这样一个主题其实是没有变的。
程青松：《小武》是1997年拍出来的，剧本也是从1997年写的？
贾樟柯：大概就是春节，我用了两三个星期把剧本写完。写完之后，我要给我的制片人看，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子邮件，我就跑到邮局，我记得十几块钱一张往香港传真，我把那个剧本传真过去。
程青松：花了多少钱？
贾樟柯：我忘了，传真完之后打了个电话，那个钱不够拍，我们说就拍16毫米。因为我也很迷16毫米，我研究过很多独立电影，他们都是用16毫米完成的，而且它的灵活性，它那种手持摄影的感觉都是比较适合《小武》这个电影。而且拍16毫米也便宜，就改成用16毫米拍长片。我记得是4月10日开机，一共拍了21天。
程青松：30万拍一个胶片长片，现在看来，几乎是一个神话。那个时候我已经入学了，我记得你去郝建老师办公室，当时说要开一个学校证明之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