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就不善理财和处理文书工作，那是妈妈的强项。她过去常常坐在书桌前，咕哝有声，不时转身，眼睛透过她的一侧镜片看着我，问一些只需直接回答的问题：“种子的事处理好了吗？你给兽医付钱了吗？”
其他一切事宜都由她照看，我只需告诉她我需要多少现金。她从不问问题，甚至在我打算给安妮特买只宽边金手镯时，她也没有问东问西。我和安妮特处过一段时间，安妮特总是唠叨着她有多喜欢俾斯麦牌手链——对于她，我几乎只记得这个了。
妈妈临终前有一次对我说，我应该给农场管理机构打电话，请它来代我管理。当时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尽管手臂上还挂着点滴，却满脑子考虑的都是诸如此类的事情。挂瓶意味着她需要便盆，她为此感到很难堪，每当护士端着便盆进来，我总是借口说我要出去抽口烟。我不忍心告诉妈妈我付不起钱请农场管理机构，牛奶的收入在日渐萎缩。
不管怎样，它也已经不叫管理机构了，如今，他们雇的全都是些华而不实的年轻证券经纪人一般的人物，哪怕是去他们的办公室都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
对于癌症，妈妈感到最沮丧的莫过于她不能起床做点有用的事情，化疗真的把她打垮了，然而无论我什么时候进来，她总是对我说：“这种病真折磨人。太糟糕了！我恐怕你得原谅我。”
噢，她又来了，那个穿着灰色衣服的女人！她难道就没有更好的事情做？她看似还是待字闺中和父母同住，从事着一份不错的工作，一心想嫁给银行经理。看她那样子，很可能就在我欠债的那家银行工作。
她坐下了，斜睨了我一眼，就好像我是张巨额支票——真令人尴尬，但那不是她的问题。然后她深深叹了一口气，从一个花里胡哨的大提包里掏出一个笔记本，很费劲地拧开钢笔盖——那是钢笔没错吧？自从圆珠笔问世后还有谁会用钢笔？——她开始写什么，写得很慢，蝌蚪似的细长小字。
当然了，我好奇得心痒痒，这个在坟前做笔记的女人到底是谁？她是不是每和一任丈夫结束都要做记录？突然，她蹙起了眉头，我听到一声清晰的、无礼的冷哼：她发现我坐在这里看她了。为了报复她的傲慢，我试着想象她穿网眼长袜戴淡紫色尼龙假卷发的形象：白面粉一样的酥胸，用力挤出的深乳沟，一对奶子从绷紧的蕾丝漆皮紧身胸衣里鼓出来。我让她留着白色的眼睫毛和那顶上面有伞菌图案的毛茸茸的傻气羊毛帽。
这形象太好笑了，以至于我怔怔地坐在那里，眼瞪瞪地瞧着她，嘴角的弧度都拉到了耳边，她又看了我一眼——我还没来得及调整神态，她冲我粲然一笑！
这真是她吗？那个穿得灰头土脸、坐在那里敬拜一块旧花岗岩，撅着没有血色的嘴唇的女人，笑起来居然会这么好看？
像一个在度暑假或刚得到第一辆自行车的孩子？嘴咧得那么大，笑得那么开心，就像另一侧的坟墓旁边那个拎着粉红色喷壶的小女孩。
我们就这样定格在那一瞬间，两人的头灯释放出马力十足的光，谁都不让步。
这会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是不是要做点什么？是不是该说：“你经常来这里吗？今天墓地人很多，对不对？你认为那个小教堂怎么样？”
然后突然像有人拔掉了插座，我们俩同时扭头目视前方。
我们呆坐了片刻，一动不动，好像长凳下埋着地雷，接着我开始摆弄钥匙，以防自己被炸成碎片。
我用眼角的余光看到她被我的手吓到了，却竭力掩饰。我已经训练了多年，当人们开始朝我的手看时，不立即把手藏进口袋里，此刻我也没有。三根手指的班尼，那就是我，宝贝。要么接受，要么滚蛋！
哈，结果是“滚蛋”，她站起身，跌跌撞撞地逃走了，就好像我要用我可怜的三根手指抓住她似的，她为什么看起来那么生气？
虚情假意的班尼又打赢了一场大胜仗，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