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1月12日，迎来85华诞的中山大学举办了“中山大学首届全球校友会会长论坛”,77级校友、北京大学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发表“校友与大学文化”的讲演,勾勒出校友与大学之间既温情又不无利害的种种关系。不过，广州某媒体为争夺“眼球”，以“陈平原批中国校友会势利，反感筹集经费”为题加以报道。好在《南方都市报》随后发表了陈教授的讲演稿全文（见《南方都市报》2009年11月17日副刊版），让人得以领会到大学作为一个社区的丰富内含。
不管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在校学生还是毕业后各奔东西的校友,全因彼此拥有一段共同的美好记忆而视母校为一个超越血缘和地缘的精神社区。在这个精神社区里,大家乐以“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相称。而不容回避的是，在他（她）们中间，既有在校时“阔少”与贫寒子弟的差异，更有毕业后人生道路与境遇的分殊。不过，传统所谓的“贫富”乃至“贵贱”观念，并没有啃噬大学作为精神社区的共同体意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普特南教授著有《孤独的保龄球》（《Bowling Alone》）一书，细说美国社区里因“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流失导致社区共同体萎缩的情形。而在大学这一特殊的社区里，即使校友毕业后天各一方鲜有往来，但一旦相见仍情同手足，只因情感与记忆不可抹去。这与其说是“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如说是“心灵资本”（姑且译为“Soul Capital”）的造化。在此意义上，毋宁说大学是当今功利化社会里难得一见的理想型社区。
如果我们把大学作为一个社区看待，则有理由期待其扮演理想型社区的角色,，为我们尚待迈步的“草根型”社区慈善公益事业树立榜样,以社区的力量支持社区发展,以“近水”解“近渴”，扶助社区内需及时关照的人群。倘若如此，大学校友会向校友募捐，则大可不必“反感”，也大可不必斥之为“势利”。据说，中山大学已把校友的善款设立为“紧急援助基金”和“校友助学金”，前者用来资助遭遇重大疾病或意外的学生，后者用来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学子。在中山大学校友总会公布的校友年度捐赠报告中，可以看到既有成百上千万元的巨献，也有区区两三百元的爱心表达，但不论善款多寡，捐赠者一律荣登“芳名录”。 中山大学校友总会已在校庆85周年之际启动了面向校友的网上捐款平台，响应者众。所以，陈平原教授说：“各大学统计捐款时，往往只说‘钱数’，其实还得看‘人数’——到底有多少校友愿意参与，这很关键。小额捐款操作麻烦，但很重要，因其培养‘心情’，或者说‘捐赠意识’。”陈教授所谓的“捐赠意识”其实也是校友视母校为精神社区的社区意识。
常言道“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只是就个人而言。而对社会来说,因一时突发性灾难号召公众捐款不难,难的是在无灾无难的日子里,如何以专业化的慈善公益机构和专业化的技巧（程序）募捐。作为一个社区的中山大学，其所推动的社区型慈善公益事业才刚刚起步，肯定还有进一步专业化的必要，但其透露出的信息无疑具有正面的社会意义，那就是，采集蕴藏于中国社会里的慈善资源，必须从建设社区、提升社区的共同体意识起步。只有这样，人们的爱意善心才会如泉水般淌淌溢出。象因汶川大地震导致火山爆发式的捐款热潮诚然可嘉，但这并非日常化的可持续的慈善公益事业所期待的。应对突发性灾难时需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但日常化的可持续的慈善公益事业应立足于社区，倡导一方有难一方支援；日常化的可持续的慈善公益事业不应有太多的眼泪与悲伤，它只需要平凡人的爱与被爱，只需要社区的活力，只需要冷静而理性的专业化的慈善公益机构。
大学是现代社会里的知识生产基地,更是突显人文理想的标杆。我们把大学视为一个社区,是因为我们可以对大学有多一层期待，期待她教书育人,也期待她教书，育人，育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