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又置一石赤菽于东门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于西门之外者,赐之如初。”人争徙之。乃下令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国大夫,赐之上田上宅。”人争趋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攒点信用不容易啊。吴起这样的人,弄掉个小亭子,还得费劲吧啦、一波三折,把信用度调到最佳状态(这么搞法,信用已经有点接近权谋了),方能把个事办了,你再自己给自己生“夭蛾子”,那还不什么事都“黄汤”?所以说,信用诚可贵。
赏是如此,罚自然也就照此类推了,详情参看《内储说上七术·说二》。
这下应该明白了,韩非为什么如此强调信用,如此赞赏即使是儒家兄弟的守信之举了,因为它关乎韩非思想的“命根子”。
韩非强调守信,这没问题,但要以为韩非什么“信”都守,什么样的“守信”都赞同,那就又不对了,韩非不是这样的人。韩非是个心细的人。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时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或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问小大缓急而对也,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於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於敌,诈敌,万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请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爱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诈伪者,军旅之计也。舅犯前有善言,后有战胜,故舅犯有二功而后论,雍季无一焉而先赏。
“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难一》)
对不起,引文长了点。
信在这里,不是主旨、主题,但韩非于此十分清醒,也十分准确,辨别了“信民”与“诈军”的区别;也就是讲信,一要看场合,二要看对象。不分场合,不分对象,那是糊涂,不是守信!这次,韩非没有站在孔子一边,孔子,成了韩非批评的对象,因为孔子名气大,影响也大,所以必须特别指出:“仲尼不知善赏也”。要是天下人都像孔子赞扬的这么讲信用,那就完了!那就是南辕北辙,完全跑反了方向。其实孔子也说过:要盟也,神不听(见《史记·孔子世家》)——并非是只知一味“愚信”的傻二,韩非在此对孔子的批评,不能反映孔子全部的信用观。
说了这么多,意思差不多应该说明白了。捎带一句,如今颇为流行的那个词:诚信,韩非早已用过了,不过,意思有所不同,别弄混了。
“二者诚信,下乃贡情。”(《扬权》)
最后,借用一句香港流行过的话来收尾:
别以为黑社会就不爱国。
以此类推:
别以为权谋主义者,就不讲信用。
2007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