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这一大堆罗列可以看出，韩非的专制，刀刀都围着官场，枪枪都扎向官员，跟平民百姓没什么事，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从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演进看
毛泽东有一句源自马列的著名论断：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这里所谓的阶级斗争，通常理解为狭义的、限定式的阶级斗争，即特定发生在一个社会统治阶级（最高层）与被统治阶级（最底层）之间的斗争，亦即按斯大林所诠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形成的阶级对立：奴隶—奴隶主、农民—地方、工人—资本家。这种对立，长时间被灌输为一定的历史阶段，必然的主流的社会矛盾。
这是一种简单而强悍的历史观，现在的教科书还采不采用，一时还不太清楚，但这种观念和方法，的确曾经非常深入人心。
假如我们临时沿用一下这种理论、观念和方法，用来探寻一下先秦之前的中国社会，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仅凭现有史料，我们多少会有些惊讶地发现，先秦之前，准确地说在陈胜、吴广之前，中国社会矛盾的热闹场所，似乎并不在所谓的最高统治阶级与底层被统治阶级之间（不论中国有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奴隶社会），而在同属一个政治集团的统治阶级内部（氏族相攻，可视为扩大版的权力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就是说，整个先秦以前的中国社会，社会的主要矛盾，似乎并不是“敌我矛盾”，也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人内部矛盾”。在陈胜、吴广首义之前的三千年华夏文明史中（以阶级、国家的出现和存在为标志），除了一次“国人驱逐厉王”，再难列数出较大规模，更别说超大规模，典型反映底层被统治阶级与（最高）统治阶级矛盾的冲突。当然，没有大规模冲突的爆发，不意味着不存在矛盾，甚至是激烈、尖锐的矛盾，史籍的记载本身，或许也是影响因素之一，但它至少表明，这是不应忽略的现象。而反观所谓统治阶级内部，反观权力集团之间，如果有兴趣和时间，我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列出一长串脍炙人口的典故：武王伐纣、郑伯克段、重耳流亡、赵氏孤儿、伍子胥一夜头白、卧薪尝胆，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权力集团之间，与权力有关。
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先秦之前的中国社会，显性（主体？）的社会矛盾，不在无权力、虚权力、弱权力人群与权力集团之间，而在权力集团内部，在权力集团之间。无权、虚权、弱权阶层，还远远没有发育成一个独立、强大的社会存在，他们还不具备单独革命的机会和力量，极少次数地“参加革命”，也是被权力单位裹挟其中进行的。这一点，倒跟资本主义早期工人阶级初登政治舞台的情景，有所相似。
在这种历史发展和社会状况的背景下，韩非的思想，韩非的专制思想，其指针所向，在官不在民，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韩非所关注的，需要回应、解答的，是一个迫切的极其具体的现实情境中的政治问题——君主专制的建立与稳固。而这个问题的症结、焦点，在官不在民，在乎权力征逐之间也。
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所撰《书录》的末尾，有这样一段话：“战国之时，君德浇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前面说过，在韩非的思想中，君主是个弱势群（个）体，——《解老》篇中有“夫上侵弱君而下伤人民者，大罪也”之语。——这是韩非时代的实际情况，也是韩非的官场思想、专制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
从另一个角度，从专制作为一个固定词语的首次出现，即《韩非子》中的五个例句来看，也能看出，韩非笔下的专制，不是一种面向全民的抽象政治理念，而只是一种权力形态的单纯表述。它特定地指向、发生在权力阶层，发生在权力对流之间，只有权力阶层，才有可能被纳入韩非所谓的专制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