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精神，向社会广开教门，只要拎一块干肉来的，没有不教的。如此低的入学门槛，跟如今社会形成鲜明对照，也为孔子招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源，“弟子盖三千焉”。
三千弟子，颜渊首屈一指。
颜渊因孔子的一句话而名传后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但也可能因这句话，而被后人误解，以为颜渊就是那种“高分低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会死读书的“书呆子”。这是极大的误会。如果把涉及颜渊的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全都拾掇、拼合起来，我们就能复原出较为完整的颜渊——这是一个完美的形象，一个沉静、内敛、理想，有着自觉自愿牺牲精神的形象。如果非要把孔学说成孔教，那可以说，在所有跟孔子有关的人中（包括孔子本人），唯一具有宗教感，具有最纯粹意义上的宗教精神的，只有颜渊。章太炎发现，诙谐的庄子，有事没事就拿孔子开个涮，但一说到颜渊，立刻收起了玩世不恭的口气，以近乎恭谨的笔调，表现出对颜渊的敬意。孔门最为杰出的成功人士子贡，用“赐也何敢望回？”的句式，表达了对颜渊的谦逊。孔子更是对颜渊赞不绝口，视之无与伦比。如此完美的人格，正是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首篇中的名句“因为美无非是可怕之物的开端”所形容的天使。在颜渊的身上，有一种与拉斐尔、济慈和诺瓦利斯极为相近的人格精神，他们都死于30岁上下。天使是不能长驻人间的。
孔子对颜渊那句近乎惨无人道的教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绝不可能对第二个人说的。如此高难度、已接近临界状态的标尺，其实反映了颜渊内心修养的张力程度，但也许正因为这种对于完美的过分追求，要了颜渊的命。
假如把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放在一块，平等地来评选个人心理素质与道德修养的得分，估计孔子最多只能挤进前五名。至少，那个说“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的闵子骞，要排在孔子前面。仲雍、曾子、子游等，都可能排到孔子的前面去。
孔子与他那众三教九流、龙蛇混杂、老中青三代同堂的弟子，远观近瞧，都有点像刘邦与韩张萧，像刘备与关张赵孔明，还有点像宋江和一百单八将。这样的师生关系，孔子之后，绝迹了。
子贡是孔子在外流浪十四年的最大收获，也是孔子晚年的“机要秘书”。如果说颜渊是“完美版孔子”，是孔子精神的化身，那子贡就是“实践版孔子”的成功代表。中国古人说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子贡在这三方面，均无可挑剔，尤以立功为卓著。司马迁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俨然是战国后期苏秦、张仪的祖师爷。孔子死后，子贡成为理所当然的“大阿哥”，别人都是守孝三年，唯独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子贡有高傲的气质，却以谦逊的姿态，从老师那学到了精粹的知识。子贡是所有孔门弟子中，最没有酸腐书生气的。有话明说、直说的子贡，死后没有薪火后继，反倒是孔子有点瞧不上眼的“参也鲁”的曾子，成为孔门衣钵的传递者。
《论语》中唯一有喜剧色彩的子路，与其说是孔子的弟子，不如说是孔子的朋友，李逵与宋江式的朋友。
冉求可能是孔子知名弟子中，最没有宗教感，甚至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人。他学习的目的，就在于让自己，也让自己的朋友，生活得好一点，也确实学到了够用的本领。冉求是个袭人式的人物，他事孔子恭敬如父，但孔子就是不感冒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