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武毕业后一直在校，现在师大古籍研究所任职，是一位真正的笃学之士。崇武身上有广东人特有的平实笃厚作风。不仅如此，外表看似不多言语的崇武，为人真诚恳挚。记得我在写苏秦一文时，因一时找不到唐兰、杨宽、马雍三位先生的文章，后来是崇武从北京的母校复印了寄到广州。兹事虽微小，今人多不为。这是崇武兄令我衷心感佩的地方。
另有几位友人，在《思想门》出版后，曾作文鼓励。如冯永锋先生，陈寒鸣先生，同学魏家川和好友武维春（宋力）。
冯永锋先生是《光明日报》的记者，也是北大中文毕业。永锋先生与我同样素不相识，应该是通过与少卿先生的关系而写了《思想门》的读后文字。永锋先生的这篇文字，是迄今为止所有评议《思想门》的文字中，传播最为广泛的一篇。但我至今未与永锋先生有一面之缘，也没有通过一次电话，只是后来我才留意到，永锋先生的那篇文章，是他本人亲自发送到我邮箱的。这里顺便说一句，永锋先生在《光明日报》从事的是环保方面的工作，并早已成为国内在这方面的杰出人物，每次我在报纸和网络上看到冯永锋先生的名字和报道，都会油然生出一份自豪和敬意。
寒鸣先生与五叔有师生之谊。我们之间也是久已闻名，却未曾谋面。直到我在北京期间，专门抽空去了趟天津，这才有缘识荆。寒鸣先生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由于一直任职于天津总工会，所以，又撰有大量与工人阶级状况有关的现实文章，两线作战，著述颇丰。在寒鸣先生身上，能看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执着追求的气质与精神。
家川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中，极少数留任高校者之一。博士毕业后，家川一直就职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家川不仅与我同学、同寝室，还是半个江苏老乡，同为淮阴人。家川兄性情热诚敦厚。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北京寻求出版机会，家川兄携夫人乘坐公交汽车，从西三环的首都师大，横穿大半个北京城区，来到东三环的农光里小区，怀里竟抱着一瓶足有两三斤重的葡萄酒！
每次到北京，见面、聚餐最多的，总会有家川兄一个，当然，是他买单。
宋力老兄是我在东部工作时结识的文友，是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的东床快婿，曾长期担任《扬州日报》副刊部的负责人。江左文人的古雅情趣与风范，在宋力兄身上，犹然清晰存焉。去年与宋力兄见面，欣闻他已升级荣膺为外祖父，可喜可贺！
由于不难想象的原因，寒鸣先生和家川兄、宋力兄的文字，均未能见诸传统媒体，或主要媒体，这当然是由于我本人和拙著的缘故。
此外，对于网络上所有知名或不知名网友的评议，无论是褒是贬，是赞是弹，在此均一体致谢！
在北京寻求和商议出版《思想门》的前后过程中，我曾两次去清华大学拜访何兆武先生，也曾在北京医院探望生病的卢钟锋先生，后来在从江西回广州的途中，绕道长沙去岳麓书院看望了陈谷嘉先生，他们都是五叔的生平好友。虽然我那点拙劣的想法和文字，不足供几位长辈一哂，但与几位先生的见面，还是使我获得了一份鼓舞和激励。
对于易中天先生的感谢，我在《就“不战而屈人之兵”回应易中天先生》中作了表白。
最后，应该表示感谢的，还有陈明先生。陈明先生在此事上的认真与坚毅，同样让我难忘。而他的看法和做法，在客观上，也推动和促进了《思想门》的传播与销售。所以，在此一并予以真诚的谢意！
2012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