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条让我始终兴致盎然的阅读路上，有两个人物，成为我难以忘怀的身影：克尔凯廓尔和本雅明。前者的人生故事和他的《恐惧与颤栗》（刘继译，陈维正校），在我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我脑子里一些奇异不经的想法，肯定跟他有关。而对本雅明，简直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本雅明与基督教的关系比较特殊）。我购买了我所能见到的几乎全部他的中译本，甚至网上所见到的单篇论文，也搜罗无遗。由张旭东和魏文生翻译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成为对我的人生和思考有深远和重大影响的一本书。书中张旭东所作中译本序言《本雅明的意义》的第一句话：
瓦尔特·本雅明的奇特风格也许是他奇特的社会位置和生活方式的再现。
这句话犹如电击一般，在第一时间冲击了我的双目和心灵。它在给予我信心和勇气中所蕴含的巨大能量，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我不知道在我这一生，还有哪一句话，会比这一句对我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我后来把这句话，用我自己的语言为我自己作了一次简易、狭窄的翻译：
窝棚不摆博古架。
我一直认为，以上这些阅读经历，对于我后来写《思想门》里那些网络文字，并不是毫无瓜葛的。
相比之下，当时我的书架上，跟后来写《思想门》直接有关的书籍，可谓少之又少，我有印象的好像只有一本齐鲁书社的《论语集注》和一本浙江古籍出版社的《史记》。但有一本书，我必须在此特别提及：罗焌先生的《诸子学述》（岳麓书社，1995年第1版）。罗焌这个名字，除了专门做先秦的，今天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吧。我认为他也是（至少曾经是）一个被学术史遗忘的人。1998年秋，我专程从上海到北京看望五叔，这是我跟五叔的最后一次见面。临别时，五叔给了我几本书，罗焌先生的《诸子学述》正在其中，另有一本是皮锡瑞的《经学通论》。五叔为什么会给我罗焌先生的这本书，我现在是永远无法知道了，但这的确是一本我喜爱的书，对我有益的书，它文风清新，考核精严，条理清晰，不乏创见。如书中一再申明的，不当将孔子列于儒家。虽然在中国学术史上，这并非罗焌先生的独家之见——罗焌先生在书中还引《汉书·艺文志》为据——但对我来说，这已然是振聋发聩、醍醐灌顶的空谷足音！我是多么庆幸从五叔手里得到罗焌先生这本并非完整的著作。对我来说，这是一本真正的经典。书前由李肖聃、杨树达、张舜徽几位晚近学人所作的短序，已足证罗焌先生此书的价值。我注意到，前几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出了罗焌先生的这本《诸子学述》（同时还出版了罗焌先生的另一本著作《经子丛考》），版式看上去比岳麓书社的要富丽多了。罗焌先生终究不应是被学术史遗忘的人。
因为手边古代书籍，尤其是先秦典籍的极度匮乏，我在开始写《思想门》里的文章时，每写一人，就临时去买几本有关的书；由于经济上超乎想象的拮据，不可能多买，而且通常只挑选那些注释最简单，或没有注释的原著本，这样价钱会相对便宜些。我后来对北大胡少卿博士说到海子的诗句：
我顺手摸到的东西越少越好。
其实是有真实的现实背景的。
也许更值得一说的，是我当时对先秦诸子并不熟。我曾在一个场合说，我对先秦诸子，并不比一个中学生懂得更多。有人以为我在开玩笑，或过于自谦。但我很认真地说，这不是玩笑话，也不是自谦，而是实情。
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帮助作用的，一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古典文献知识，我的古代汉语和古典文学的基础也相对还好；其次是有了网络和搜索引擎。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说一句：没有网络，也就没有什么《思想门》。
正是凭借这两点，在诸多不利的环境、条件下，我可以做到比一般人更快地重新吸收和恢复建立对于先秦诸子的阅读、理解和表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