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集成《思想门》的这些文章，绝大部分首先都是网络文字。当初动手写的时候，绝没敢奢想，有一天它们会像涓涓细流，汇聚成一本书。更没有想到的是，2007年8月中国长安出版社出版《思想门》后仅一两个月，三联书店（香港）就来联系出版一事，并在次年五月，出版了《思想门》中文繁体字版，面向海外发行。
现在，它竟然又有了增订重版的机会。
在经历了太多的焦虑期待和磨折之后，生活像是突然转换了一副慷慨大度的面孔，送上了一份堪称好运连连的礼物。
想当初，我一边写着这些与生活完全无关的网络文字，一边在生活的波涛里奔走。如果无处可去，独处一室，就在电脑桌前连续地敲打，常常是连续敲打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电脑桌前的时光流逝得格外的快，往往肩酸背疼之时，也就是饥肠辘辘之际。每日三餐很难真正做到按时按点，更多的时候都是写到自然停，然后独自走向空空荡荡或满满当当的冰箱，看看能给自己弄点什么吃的。我印象强烈的是，刚刚还在庄子、韩非的世界翱翔、沉潜，一转身就站在洗碗池边，面对一池子要洗的锅盘碗筷——它们通常是积攒了数餐的结果。不过，如果没有更好的放松条件，洗衣、洗碗，倒是松弛神经的一种好方法。
用一句我曾经说袁世凯和孙中山的话说：他们都是没有条件的人，在做一件没有条件的事。
我写《思想门》的网络文字，也是这样。
其实，在动手写这些文字之前，我的阅读和思考兴趣并不在这些方面。那时我的主要兴趣，在欧洲中世纪和基督教中早期历史及相关人物和事件上。这一有些奇特的兴趣一直持续了至少有十五年。虽说是断断续续、鸡零狗碎和业余肤浅的，却也没有真正中断过。起初的兴趣，应该是由欧洲绘画——主要是印象派绘画引起的，后来就慢慢直接集中在宗教（准确说是宗教史）本身了。可资证明的，是我书架上的书籍，它们绝大多数属于此类，或与此有关。其中有些至今仍给我以深刻印象和影响。比如朱锡强编著的《梵蒂冈教皇秘史》，这本小书让我大开眼界，并给了我顿悟性的启示。又比如美国学者罗伦·培登（Roland H Bainton，1894-1984年）撰写的马丁·路德传记《这是我的立场》（陆中石、古乐人翻译），引导我走向了马丁·路德的世界。还有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周士良译），书中后部分对于时间的叙述，曾经让我激动不已、激情澎湃。而以奥古斯丁和马丁·路德为“桥墩”的脉络线索，使我对基督教的思想学术演进，获得了一种类似中国学案的了解，虽然简单，但很清晰。吸引我的还有德国天主教神学家汉斯·昆著的《基督教大思想家》（包利民译），该书叙述人物的条理性和文笔，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赵敦华教授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同样是一本好书，尤其是对我这样完全业余和简单的爱好者来说。我甚至在詹姆斯·W.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耿淡如译）和《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徐家玲等译）中，也看到了我想看到的东西。那本广为人知的《法兰克人史》（寿纪瑜、戚国淦译），给我的启示同样是不容忽视的。我从克洛维的受洗经过，感受到了一种新鲜文明的萌芽，怎样在一种盛大之后的废墟上以清新稚嫩的方式重新滋生。我从中获得启示并坚信，所谓中世纪，并不只是一个特殊、具体的历史阶段和过程，它是地球上永恒循环的多幕剧。它一直在上演，不害怕重复；它一直在结束，却又永不落幕。在与此有关的阅读中，罗素成了我的一位亲切可爱的引导者。《西方哲学史》（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特别是《西方的智慧》（马家驹、贺霖译）中那挥洒自如的文笔，在反复无数次的阅读后，肯定被我暗中偷窃并拙劣地加以模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