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中共在国际共运中舌战群雄的历史，不是本文的主题，姑不赘言。总之，由“赶超”，到“放卫星”到三年大饥荒，经过调整，刚开始缓过气来，又害怕由“富”变“修”（其实离“富”还远着呢），经过几年“理论准备”，终于于19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原来指的是国家主席刘少奇！令全国乃至举世震惊。以后发展到“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穷”成为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终于经济濒于崩溃边缘。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隐性的特权和腐败（那时的委婉语为“不正之风”）丛生，在绝对平均的表面下，一切实际的机会和福利按权力等级分配。就以全民挨饿的那几年为例，传说领袖为之废肉食（多长时间不可考），黎民感动，但是在千万饿殍中有几个是“干部”？城乡比例多少？在城里得浮肿病的比例与级别成反比是事实，“穷”能实现平等吗？事实上出现的是权力成为变本加厉追逐的对象，因为生存状态从属于权力的大小，或赖权力的恩赐。国际上则大部分国家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包括共产党，都被列入“帝、修、反”之列，“朋友”只剩下亚洲的西哈努克亲王和欧洲的阿尔巴尼亚，外加一系列自称“毛派”的革命小组织和政党。
现在重提这段历史是追忆当年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样的“社会主义”走上了绝路。
俱往矣！那么今朝如何呢？我们的“社会主义”特征是什么呢？改革开放以来的成绩有目共睹，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相对说来，思想政治环境也在曲折中走向一定程度的宽松。因开放而有了横向比较的条件：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以及被认为放弃了“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前独联体成员外加东欧国家，都可以作为参照。
如果说资本主义片面追求效率，社会主义以“公平”自许，我国社会的“公平”特征如何表现呢？论结果的平等，不论是统计上的基尼系数和肉眼看得到的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地域差距、职业差距，等等，我们比哪个新、老“资本主义”国家差距更小？论机会平等，也就是“起跑线”问题，城里的民工子弟、乡村的“留守儿童”与那些从幼儿园就入各种高价“班”，或请私人家教的儿童，能在同一起跑线上吗？普及全民义务教育是造就机会平等的最基本的条件，我国的义务教育能比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优越呢（指事实，不是指写在纸上的政策口号）？
关于“人权”，我们一贯强调“生存权”。最振振有词的说法是：以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一说五分之一）的人口。撇开国家承认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不论，大批被拖欠工资的民工、矿难不断的矿区工人及其家属、被强占赖以生存的土地的农民、至今没有彻底查清的令人发指的黑砖窑事件中的奴隶工、因贫而以卖血为“致富”捷径从而感染艾滋病的群体及其遗孤……他们的生存权如何？有一次会上听到一位经常下基层调查的社会学家的发言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他说目前真正的不平等还是权利的不平等，超过财富的差距。我理解是，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如果充分享受到现在也已经为我国领导人承认为普世性的“人权”，那么大多数人可以放手在规范的条件下凭劳动追求财富和幸福，而不受剥夺。其实这也适用于民营中小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