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杂感致友人 2

经济发展模式之不可持续早已有多位专家从理论到实践予以充分论证,不必赘言。一般人只从常识观察:资源浪费、环境破坏、低工资、低人权、上下交相追求的GDP中不但含水分泡沫,且含血量极高;社会财富总量越增而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越严重……凡此种种,何以为继?还有为求城市表面光鲜而野蛮拆迁中之各种家破人亡悲剧。在人命关天面前,某执政官竟发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骇人之论。如此“新中国”是谁的中国?

当前出现新的一轮财富与人才外流潮,普通人没有安全感,用脚投票。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富、权贵们在高歌形势一片大好的同时有几人不亟亟于把财富与子女送到国外?甚至孕妇出国生产以使后代取得外国国籍,以至于促成一种利润丰厚的畸形产业。人之趋利如水之就下,果真“风景这边独好”?唱颂歌者自己相信吗?

更有一种悖论:当提到政治改革,则搬出“社会主义”,以拒斥普世价值,拒斥所谓“资本主义民主”,理由是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公平,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从理论上讲,本该如此);但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弥漫性的腐败、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扩大、社会保障大面积缺失、生产安全条件恶劣造成灾难频发,党政机关的豪华办公楼和大小官员的豪宅与百姓的陋室成鲜明对比,以及其他种种众所周知的严重不公,在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中也实属罕见,却又搬出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残酷剥削作辩护,说是“初级阶段”不可避免。面对国内人权状况遭外人批评,熟读外国文学的外交官竟抬出一百五十年前狄更斯小说中描述的社会来应对(!)。社会主义乎?资本主义乎?身处19世纪,还是21世纪?需要不需要改?

至于对外关系,话题更为“敏感”,不宜多言。只是我记忆犹新,上个世纪曾经有一度我国与几乎所有国家为敌,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剩下的“友邦”只有两三个喂不饱本国人民,赖我国“无私援助”而维持“战斗友谊”的小国。赖中美解冻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十年开放改革之力,我国打开了融入国际社会、良性互动的大好局面。即使在1989年的风波之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一再公开表示,我们不以意识形态为国际关系的基础,国家关系不受社会制度的影响(大意)。这一明智的决策,在当时情况下没有使我们的国际处境进一步恶化。我只能衷心希望,当前的对外关系理念至少能从中华民族利益的现实出发,守住这条线,而不倒退到上世纪60年代。

老夫(妇)耄矣,无能为矣。不论人们怎样津津乐道今日中国出现耄耋老人勇于直言的风景线,一个民族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中青年。所以我每见到好学深思的年轻人,读到有见地的文章著作,特别是在方今熙熙攘攘之世仍有人有所追求,有所坚守,不计利害、安危,执著地为百姓的权益鼓与呼,破谎言、求真理,为社会正义、民族振兴脚踏实地、见缝插针地做着有益的事,都感到欣慰,升起希望,乃至肃然起敬。而这样的人却往往不见容于权势,屡遭横逆迫害,令我扼腕。

一个好的国家、好的社会,应该做好事易,做坏事难;好人得好报与恶人得恶报的概率高。如此则人心向善,正义公平得以发扬。从近期看,政府公信力强,社会得以稳定;从远期看,足以振兴民族精神,优化民族素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特别是在当前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可望避免大动乱,实现和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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