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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又见寒鸦绕枯枝。前些时发表了一篇关于读书人与道统的文章，承蒙诸好友关注。本想歇息一阵，躲进斗室，效古人“如今但欲关门睡，一任梅花做雪飞”。但是本性难移，仍免不了忧思不断。所忧何来？年来脑中常浮起贾谊《治安策》开头的一段话：
臣窃惟今之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
我对“才调更无伦”的贾生并非特别崇拜，《治安策》所谈到的具体内容与今天也关系不大。但是这段话就其抽象意义而言，竟可以一字不改适用于今天。贾谊所处的是汉文帝时，正当“文景之治”“盛世”之初，可以说“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他忧的是什么呢？从皇朝的角度来说，西汉初期最大的问题是宗室诸王的坐大与争权，对大一统的帝国造成威胁。所以贾谊以及后来的晁错之辈都是力主削藩的。这是贾谊为汉室中央集权着想，为之痛哭的最大的隐患。但是当时朝臣或看不到这一点，或不敢说，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文帝、景帝都不曾果断地采取措施。贾谊提出这篇上疏是在文帝前元六年（前174），到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就发生有名的“吴楚七国之乱”，相隔仅二十年。景帝急忙把晁错作为牺牲品，“衣朝衣，斩东市”，也未能起安抚作用，终于免不了一场流血杀戮，平定之后还是采用他们的意见而维持稳定。而此时贾谊已经英年早逝，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有很大的预见性。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与刘氏一姓的天下当然完全不同，只是表面形势颇为相似。方今“盛世”之颂不绝于耳，在不少国家挣扎于经济低迷的阴影中时，似乎“风景这边独好”，连洋人都艳羡。倚仗“举国体制”无节制地耗国库，奥运之后是“六十大庆”，“大庆”之后是世博，世博之后是亚运。身处京、沪、穗这些大城市，只见一片流光溢彩，真个是“烈火烹油之势，锦绣繁华之乡”。然而在主流媒体一片颂歌之外，长太息之声绝非出自我一人。官方宣传与民间的感触反差之大，似乎说的不是一个社会。那么，是宣称“天下已治已安”者非愚则谀，还是我辈杞人忧天，危言耸听？
贾谊年少气盛，恃才傲物，我不敢像他那样斥他人为“愚”或“谀”，特别是外国某些评论者未必都是低智商，更无理由讨好我们。我只能说，认为“已治已安”者，看的是表面和当下，而忧心忡忡者看的是本质和长远。这长远有多远？贾谊所担忧的乱局在他上书之后二十年发作。当前“盛世”之下的忧患能等二十年才发作吗？
首先是改革形势的倒退。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成绩有目共睹。同时已经到了社会转型的拐点，进一步的制度改革已经滞后，刻不容缓，也是普遍的认知。然而在经济上只见国进民退，国家垄断日益加强，权钱勾结日益加剧。在体制上，前一阵朝野皆言“政改”，公众翘首以待，不但没有盼到，却忽见权威喉舌重弹“姓资”“姓社”的老调，甚至有现行制度是“核心利益”之说，实际上完全否定了政改的需要。当年因决策者明智地摒弃“姓资、姓社”之说而迈出了改革的步伐，如今从某些主流言论来看，似乎忽然倒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直逼“文革”中的论调。言论不但没有放宽，反而“敏感”话题越来越多，难道这是“盛世”的气度？
然则，坚持不改是否可行？“中国模式”是否可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