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以上问题归根结底涉及建国的目的是什么？若是单纯为了GDP，或为了外扬国威、炫耀一个光鲜辉煌的“盛世大国”，那么“举国体制”、“举省体制”乃至“举县体制”确实有效。其实这种利用集权，竭尽民力和财力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展示其辉煌的做法，最擅长的还不是我们这个“大国”，而是邻国“小兄弟”。那种在大型运动会或团体歌舞中集万众演员随号令排图案的壮观景象，我们最初还是从人家那里引进的，直到21世纪张艺谋策划奥运开幕式，还承认朝鲜在整齐划一方面的长处。场面上的表演者是不需要演技、表情的，即使面有饥色也看不见，因为“人”已不存在，只剩下几何图形的“点”、“线”、“面”了。
若是真正以人为本，承认人除了满足口腹之需外，还有思想精神的追求；若是除了短期的GDP增长数字，还着眼于中华民族长远的“文明崛起”，那么，应该承认，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早已到了拐点。健康的市场经济本能地就需要自由以释放出创造力，需要平等的权利以保证公平竞争，需要法治以规范和执行游戏规则，与之配套的制度自然是民主而不是专制。在专制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可以在短期做出成绩，但必将制约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在促进优胜劣汰的同时也造成弱肉强食，制造不平等。百余年来各种各样的改良理论和措施因此而生。一个好的体制既要保护优胜劣汰，又要遏制或弥补弱肉强食的弊病，这也是近百年来发达国家普遍追求的方向。他们已经意识到有些事物是不属于市场的，例如教育和医疗。当前我国体制既制约“优胜劣汰”又扩大“弱肉强食”，市场经济既受到不合理的压制，而本不该属于市场的公共服务却又被推向市场。要扭转这种状况已不能就经济论经济，就民生论民生。当前无论哪一个领域要向兴利除弊的方向走一步，都会遇到强大阻力，究其根源，阻力就来自强大的既得利益权贵集团，其难以动摇的地位与现有政治体制分不开。无可否认，首先需要改革的恰恰就是这“举国体制”——实际上就是不受监督的公权力。朝野日益高涨的“政改”呼声即由此而来。对这个道理，处庙堂之高的“当家人”显然比我辈处江湖之远的草民体会更深。说与不说，允许说到什么程度，都改变不了事物自身运行的规律。当然更重要的不是“言”而是“行”。
十三亿鲜活生命要的是安居乐业、过“有尊严的”生活，享受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便是为了对外争国家荣誉，加强所谓“软实力”，耗用纳税人巨资办多少“奥运”、“世博”，建多少孔子学院，也掩盖不了中国特色的贪腐形象，洗不掉在政府廉洁度的国际排行榜上名次低下、中国人以缺乏诚信名于世的耻辱。因此，与其高唱“中国模式”，不如低头寻找“中国道路”，因为中国在行走，而不是固定在一处，只是要前进不要倒退。政体改革这一关是无法绕过的。
（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