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时差缘故，笔者在外国酒店半夜醒来，有时就打开电视机。这常常 是观看如何避免营养不良、艾滋病、疟疾、腹泻或许多其他现代瘟疫等官 方消息的最佳时段。诸如此类的节目旨在提高卫生水平并减少疾病，越来 越成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部分，尽管这样的节目凌晨3点才露面，只能 掩饰相对于广告和其他电视节目的所谓重要性。这些节目来自哪里，为什 么在最不太可能收看的时段播出？
旨在影响人们思想、动机、行为以及该行为发生的环境的有组织活 动，在当今公共卫生术语中称之为“干预”，而“干预研究”就是其自身 的领域。世界艾滋病日（12月1日）就是为了增加并强化公众对卫生健康 的关注和了解。通过电视节目倡导体育锻炼、使用安全套、低胆固醇饮食 或集体免疫等，都是为了强化防范疾病的行为。大力提倡戒烟或减少酒精 消耗，旨在减少导致疾病的行为。而设计更加安全的高速公路、汽车或消
费品，旨在创造健康的环境。
本章认为，种种理由表明，人类学方法和理论在社区公共卫生干预中 应该起着更加突出的作用。熟悉社区情况有利于深入社区并促进研究和实 践的开展，无论是测量疾病负荷还是启动恰当稳妥的处理有害废料项目。 关于社会互动、相对社会阶层、话题敏感性以及类似主题的民族志学数 据，关系到干预措施的设计，也关系到对其他公共卫生项目的研究。这反 映了本章节开篇时引用的人类学家本杰明·保罗所强调的观点——“立足 于现实的人和社区”。但是，正如读者在此前各章所见，人类学分析也披 露了干预设计者的社会和文化立场。
公共卫生干预反映主流证据和偏见，涉及对哪些问题可以施加影响， 哪些致因首当其冲。本书第二章展示了长期以来流行病学家界定的所谓健 康或危险生活要素。公共卫生干预的历史提供了不同问题的列表和治理措 施，涉及秽物和有毒臭气的处理，以及免疫、消除贫困和减少不平等。随 着流行病学家越来越关注健康风险的测量，他们也越来越热衷于设计干预 措施以减少风险，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单就风险知识而言，尚 不足以设计出能达到预期效果的干预措施。
当流行病学家介入旨在改变整个社区卫生习惯的健康干预措施的设计 时，面临着种种前所未有的陌生挑战。众多吸烟者或节食者能够证明，知 与行之间有天壤之别。而众多流行病学家也能够证明，确认导致疾病风险 增加的行为并非轻易地招致有效可行的干预措施来改变这些行为。即便那 些最令人着迷的健体养生电视节目也难以在凌晨3点施加多少影响。由于 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关注的是个体和群体行为之间的关联以及知与行 的关系，他们也可以有效地参加社区健康干预措施的设计。
本章所描述的许多例子来自公共卫生学，而非人类学。公共卫生干预 有着悠久历史，而人类学有意不干预也同样有着悠久历史，其中主要原因 在于人类学认为，跨文化差异是有待解释的现象，不是有待改变的现象。 人类学家所接受的训练是要寻求地方理论依据，他们对所闻所见加以观 察，而不是将其转换为自己所熟悉的事物。人类学分支叫做“应用人类 学”，从事社会文化变迁的营造和管理的历史最长，涉及的细节最多。但
历史上许多应用人类学研究项目都是其他学科设计和资助的。直到不久以 前，人类学与卫生健康有关的研究更多的仍然是分析项目的成败，而不是 参与项目的设计，例如，人类学家菲利普·布古瓦（Philippe Bourgois）曾经提问，滥用毒品和艾滋病研究综合了定量和定性方法，但为什么预防 研究项目却少得可怜呢（1999∶2002）？因此，本章不仅打算向干预设计 者展示人类学知识和合作价值，而且也协助人类学家更好地了解他们可参 与设计的卫生干预领域和方法。
过去几十年来，公共卫生研究人员重新关注针对社区和全体人口的卫 生干预。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回应各种新挑战，比如主要出现在世界发达国 家的癌症、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病。但他们的关注点的变化也同样 因为，干预措施的流行病学和实验数据表明，更加有效的干预是针对整个 群体，而不是高风险个体。
在这一发现过程中，干预措施设计者确定，干预至少在四个层面上操 作，包括对个体和群体的教育、对组织群体变化的管理、影响社会大众的 立法和决策以及作用于物理空间的环境变化。后一个层面总体上标记为 “结构干预”，界定为“改变健康产生与再生环境的干预机制…… 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形成并约束着个体、社区和社会的健康后果” （Blankenship等,2000∶511）。这些干预层面的阐释可以设想为减少交通 事故死亡率的种种举措。医生提醒司机酒后驾驶的危险;经理们改变工作 规则以推进合伙使用汽车或改变通勤时间；立法者依法要求使用安全带、 修改限速规定并提高饮酒年龄;而工程师设计汽车和道路以减少事故发生 率和事故死亡率。
然而，这些举措的效果却大打折扣，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公民购买了很 多大型汽车（比如越野车），据说这样的汽车比小型汽车更可能导致交通 死亡事故。如果探求这种行为的形成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因 素，就必须进行更大范围的调查活动。哪些美国价值观促使公民选择购买 大型越野车？难道就是因为设法保护自己免受其他大型越野车的碰撞？为 什么美国纳税规定有利于大型汽车，为什么车辆排放标准袒护卡车？汽油 定价和石油勘探政策鼓励高燃料消费吗？如果那样的话，是否就可以简单
地解释越野车销售是在“满足消费者的欲望”？考虑一下结构干预有助于 构建疾病和夭亡致因的更加全面的诠释。
如果教育、管理和立法干预能够相互强化并创造新的文化期望价值， 那么其效果最佳，例如，美国主要依赖教育手段，发布烟草有害于健康的 信息，设法减少吸烟，其效果差强人意。倘若未成年人难以得到香烟，那 么减少吸烟运动的有效性则愈来愈显著，因为香烟自动售货机的数量减少 了，地点改变了，对未成年人销售香烟属于非法行为了，无烟区域确立了， 香烟特许权税提高了，香烟由此更加昂贵了。若文化价值发生变迁，抽烟 成为肮脏、粗野和令人厌恶的标记，而不是老练和迷人，这些干预措施就 得以强化，对某些群体产生了真真切切的说服力。所以说，讨论干预措施 每一层面的文化背景非常重要，而探讨人类学家对干预设计和实施的贡献 也尤为重要。
（1）教育干预
公共卫生中教育干预的理论依据是健康行为信息的重要性。改变与健 康有关的习惯，知识显然至关重要，因为知识可以即刻在多层面产生作 用。人们行动有目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倘若自己受到威胁，那么其行 动动机更为强烈；一般而言，人们喜欢真实而非虚假。所有这些角度均可 以受到教育的影响，受到教育所得以产生的知识的影响。大量文献证明， 识字教育，尤其是女孩的识字教育，影响到许多健康和福利指标（World Bank,1999）。但是，具体健康问题教育的本身就是关键性的干预措施假 说，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对此提出了许多质疑（Hahn,1999;Kendall, 1989;Paredes等,1996）。
健康和疾病知识固然很重要，但未必足以导致行为变化。大学生大概 都知道吸烟对肺的危害，但是烟瘾、同龄人的影响和习惯等障碍，妨碍他 们听命于知识的指引。实际上，美国大学生的吸烟率还在增加 （Wechsler等,1998）。大学生像许多其他人一样，并非总在思考其自身的言行，而且 即便他们真的有所思考，他们也知道该有何为，但仍不足以克服诸如尼古 丁上瘾或同龄人影响等问题。
大多数教育干预措施背后的另一个假定是，知识从社会阶层上层传播 到社会底部，从内行传播到外行。从这一观点推论，如果专家认为人们的 行为方式不健康，他们这样做必然出于无知。专家们所提供的知识导致正 确妥当的行为，但所有群体都具有特定知识，而且他们用这些知识来指导 并为其自身行为辩解。在1963年的医学人类学评论中，有人用所谓的“空 船谬论”（the fallacy of the empty vessel）的隐喻来说明这个问题（Polgar,1963）。约翰·卡塞尔（John Cassel）在北卡罗来纳（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大学的同事斯蒂芬·波尔加（Stephen Polgar）（参见第二章）写道，人们不是一艘艘空船，等待填充最新最先进的知识。恰 恰相反，长期以来他们自己的饮食起居完全适应了当地卫生条件，而这一 适应过程构成了以一贯之的信仰行为系统。所以，健康卫生节目中的信息 往往难以说服持有对立知识和信仰的观众。
长期以来，人类学家对“地方知识”这一概念颇感兴趣。这个词组所 强调的是，知识有许多不同定义，而知识的本地体系常常与分布广阔、地 位优越的国内国际知识系统彼此竞争，例如，疾病的地方分类和治疗方法 可能与相同疾病的生物医学解释和医疗手段相互冲突。卫生健康知识枝蔓 繁多，所以健康卫生教育节目必须考虑到现有的对立知识。
就烧开水的必要性对秘鲁都市贫困人口所进行的教育项目典型地说 明，教育干预在不考虑地方知识和背景时，会发生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两 项研究项目分别在不同的时间调查公共卫生干预为什么没有改变秘鲁烧开 水的比率。1953年的第一个研究项目由人类学家爱德华·威灵（Edward Wellin）主持，其结论是，多种原因导致人们烧开或不烧开饮用水，而教 育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Wellin,1955∶100ft）。烧开水的原因各异，比 如感到身体不适、摒弃当地的卫生理念、应付卫生宣教人员等等。不烧开 水的理由不一，比如没有时间、不接受新的卫生观念等。威灵强调，“宣 教工作者仅仅了解社区生活方式所特有的风俗习惯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 必须了解这些风俗习惯彼此的关联”（1955∶100-101）。大约四十年后， 秘鲁的另一项跨学科研究发现，类似的观念构成仍然妨碍饮用烧开的水。 这次研究人员发现，居民压根就没有足够的饮用水，而且他们也无力支付
额外的燃料，甚至经常没有必要的多余容器来安全地存放白天烧开的水 （Gilman等,1993）。这两项研究相差40年，居然发现类似的问题，这进 一步说明，研究人员的知识不足以创造出卓有成效的干预。
当下许多公共卫生干预措施针对的是特定行为，比如烧开水、吸烟以 及特定群体使用安全套的问题，如农村育龄妇女、青春期女孩或性工作者 的客户等等。从事这类干预活动的流行病学家有时候似乎认为，设计有效 的干预措施取决于准确辨认风险因素。但是，信息理论家罗伯特·霍尼克 （Robert Hornik）从事旨在减少心脏病的社区研究，他却认为，风险因 素数据本身不足以设计出有效的干预项目。恰恰相反，霍尼克主张了解风 险因素背后的风险，才能设计出左右这些根本原因的干预措施（Hornik 1990∶personal communication），例如，了解饱和脂肪是心脏病的重大饮食风险因素，必须辅之以了解为什么人们消耗饱和脂肪，而后一项知识 才能奏效。
这就是所谓的直接原因和终极原因之间的区别。腹泻疾病起因的流行 病学研究表明，饮用污染水是疾病的主要风险因素或直接起因，但是增加 烧开水的干预措施只有当人们拥有所需要的资源时才能奏效，例如水、容 器、时间和燃料。缺乏资源，而不是疏于烧开水，是这种疾病的终极起因。 这是流行病学对威灵观点的重述：知道“风俗习惯”不等于知道风俗习惯 的彼此关联，也不等于知道新的行为方式在原有环境下是否可行。知道哪 种行为带来的风险最大，不等于知道各种行为是否彼此关联相互依赖，或 这些行为是否可以得到修正。实际上，推论的焦点是，如果知识是人口属 性，那么“知道风险的风险”理论基础应该促使干预措施设计者研究学习 人口层面的地方知识以及人们无知的潜在来源。
教育干预往往容易忽略历史、政治和环境因素。同龄人带来的压力或 致瘾等均有可能减少基于知识的行为变化动机，而政府的忽视、贫困和无 能为力也抑制了与健康相关的变化，恰如我们在烧开水例子中所见。政治 和社会意识形态也是该环境的相关部分。国家重大新举措难以设计，而且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健康的责任在于个人，所以更难以实施。以药物治疗为 例，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对“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药物广告设置重重限
制，并且几乎所有国家都拒绝削弱这些限制的企图。政府的理由是，制药 公司往往利用广告对消费者施加额外的压力，让人们在不具备药物疗效知 识的情况下寻求新药贵药。但是，美国却有众多势力集团反对倡导消费者 和处方开具者更加理性地用药。关于自由选择、广告自由、消费权益和医 生控制等舆论统统携手一致，支持有限的政府调节和处方规定。关于严格 处方的教育恰好出现在该教育难以奏效的氛围内。
或者我们不妨再回顾一下反吸烟运动。美国公共卫生项目数十年来 一直致力于“送达信息”，即吸烟导致肺癌、心脏病、中风、流产和胎儿 畸形。但实际上任何美国公民都能记住（并且还看得见）报纸和香烟包 装盒上那些细小印刷符号以及位置不佳的广告牌上的教育信息。 吸烟伤身杀人，但这种知识信息还不足以阻挡青少年吸烟（Romer和Jamieson, 2001）。美国大学生的吸烟率在增长，即为明证。广告设计师们富有创造 性想像力，将吸烟的正面形象树立在赛车、高尔夫球赛、漫画人物、免费 样品、衣物、广告牌和体育比赛场所，充斥在电影、录象和杂志上，而且 这些形象一反众所周知的健康风险氛围，竭力鼓励人们吸烟。烟草公司尖 刻地抱怨并采取诉讼措施，抵制针对青少年的反吸烟宣传活动（参见 www.americanlegacy.org）。反吸烟广告的有效性不在于提供了新的风 险教育，而在于以裹尸袋和堆满烟蒂的烟灰缸等同样震撼人心（或更加强 有力）的反面形象来抵制山峦起伏的景色和潇洒牛仔的正面形象。
信息和教育本身不足以引起变化，然而这一认识却启发了另一领域， 人类学知识和培训与干预设计密切相关。某些“风险因素背后的风险因 素”或行为的“终极决定因素”具有动机功能，在疾病意义和认知风险领 域，人们意识到人类学家们可以得心应手地施展他们的才华。人类学对行 为的研究以及对已知风险和行为变化益处的研究能够揭示复杂的行为动机 以及抑制或促进行为改变的各种激励机制。
关注教育干预具有内在的偏见，往往把健康卫生问题一方面看做个人 缺乏责任心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文化落伍或不良适应的后果。说到底， 如果可以信口开河地责备人们无知，那么责备他们或他们的文化则更是举 手之劳，因为人们依然我行我素地损坏自己的健康，明知不可为却偏要
为。对文化的这种关注具有不少陷阱，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和临床医生保 罗·法墨尔（Paul Farmer）认为，像文化差异产生的后果一样卫生健康领域的不平等标记模糊了结构性暴力，将贫困和不平等的作用最小化，夸 大了患者控制的范畴（1999∶47－50）。对个人而不是对组织或政治实施 干预，其本身就是支持现状的政治声明。
（2）管理和行政干预
第二类干预措施涉及组织机构的管理或行政层面。这类干预往往出现 在医院和诊所，当然也可能出现在任何工作场所或具有可确认领导者的其 他有组织活动中。这样的干预包括工作方式方法或管理方针的改变，或特 定场合行为规范的改变。有些医疗卫生机构的类似事例包括对规则的修 改，比如病历记录、异议或病例审计，还包括实施上岗培训或全体职员的 继续教育活动。妓院老板也利用管理和行政干预手段来强化安全套的使用 （Hanenberg和Rojanapithayakom,1996），学校致力于改善学生营养或 提高卫生课程教师的水平（Downey等,1988），城市设法减轻公共汽车司 机的压力并减少旷工现象（Kompier等,2000），工商企业努力减少雇员中 的暴力行为（Loomis等,2002）。
基于服务的风险因素研究也推进了管理和行政干预的发展，例如，流 行病学研究表明，医院为新生婴儿母亲提供的婴儿代乳品极大地妨碍了早 期母乳喂养的实施。人们要求医院做出解释，是否有代乳品、提供给哪些 人、数量有多少（婴儿代乳品生产商精心组织的抵制活动也推进这些改 革，下文将予以描述）。 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开发的“婴儿友好”型干预措施拓宽了医院的管理干预措施，推动了母乳喂养：散发 鼓励母乳喂养的书面材料，培训实施项目的职员，允许母亲与自己的婴儿 “同室”，以便于母乳喂养。管理干预也可以从员工动机和激励机制的民族 志学知识中受益。中国护士努力减少不良婴儿代乳品的销售，由于人类学 家的参与使她们获益匪浅，因为人类学家利用观察和自由问答式采访，确 认了哪些信息资源得到新任母亲的认可，企业代表或免费样品究竟起着什 么作用（可参见Gottschang,2000）。
顾名思义，管理干预应用于工作场所。这种干预措施在职业和环境卫 生领域尤其重要，因为研究人员寻求特定的组织方式使工人减少工作的危 险性。然而，人类学家很少研究工人组织方式和工作场所卫生之间的关系 （例外情况参见Janes和Ames,1992），但忽视该领域问题的不仅仅是人类 学家：新的生产组织方式 （例如全面质量管理和标准组件制造）所导致的职业性伤害或工作压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评估（Landsbergis ,1999）。
这些类型的干预出台前，如果没有就行政政策和管理措施对现有行为 的影响进行广泛研究，也许难以奏效。人类学家朱迪思·迦斯提（Judith Justice）提供了在尼泊尔实施管理干预的重要事例，她描述了向尼泊尔农 村派遣护士-助产士项目的失利（Justice,1999）。该项目的实施主要出于 国际压力，对政治环境和文化没有给予足够关注，比如农村卫生岗位的单 身妇女具有什么角色功能，志愿担任助产士的年轻未婚和无子女的妇女是 否有权威性等，这些地方性问题最终使该项目流产。这个时运不济的项目 也没有考虑到助产士和卫生助理的职业利益，因为她们希望住到市区来提 高自己的工作地位和安全感。
旨在改变管理或行政模式的干预措施不应该用于或理解为游离于机构 和公开环境的行动。当机构改变其管理模式时，应公开陈述其模式的价值 和目标，而且其内部政策通常反映了外部压力和普遍的关注。这些政策有 助于创建组织内部个人的持续角色，通过培训、激励机制、职业习惯和择 优法来维护由此产生的组织文化。管理干预必须成为变化中的组织文化的 一部分，这样才能做到真实有效。
（3）立法干预
立法干预一般涉及的人数众多，通常具有明确的奖励（例如税收鼓 励）或惩罚（例如罚款或服刑）措施。再以母乳喂养为例，旨在增加母 乳喂养的立法干预可以废除禁止妇女在公开场所哺乳的法律，也可以通 过立法限制婴儿代乳品销售，增加代乳品税赋，禁止在医院免费发放代 乳品，或延长父母亲休假政策，以减少妇女所应对的由于工作缘故给母 乳喂养造成的障碍。立法干预需要决策者的支持并且需要耗费时间通过
并实施。
立法干预虽然有着广泛的应用范畴，但是实施对象除某些具体做法之 外，经常针对某些场所，例如，禁止医院和医生为新生儿母亲提供婴儿代 乳品的法律是健康干预措施，较之教育所有母亲应该生育后尽快母乳喂养 或教育她们此时应拒绝婴儿代乳品，前者的针对性更强。
有些对立法干预感兴趣的社会学家指出，立法干预无一例外地涉及对 立利益集团的斗争，涉及争夺重大资源的博弈，例如，雀巢公司在医院销 售婴儿代乳品的全球销售战术由于立法变动而遭到动摇，主要原因是来自 消费者的压力。1977年到1984年，世界各地对雀巢产品的抵制蔚然成风， 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达4000万到1亿美元（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7, 1984:4;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27, 1984∶Al）。最终雀巢公司不得不改变了其婴儿代乳品营销模式。
但立法干预远非完美无缺。虽然美国通过立法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香 烟和非法毒品，但这些东西唾手可得。而且，虽然美国烟草法案规定美国 香烟公司的税款应由政府用于资助吸烟干预措施，但各州政府却将开支用 于各种开销，从医疗保健到道路修建改造和教育。
（4）环境干预
环境干预改变物理空间或物理空间的用途，旨在通过某些做法导致某 些期望的结果，例如，如果目标是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率，那么环境干预就 可能修改汽车在事故中的表现参数（如何刹车，是否有保险气囊，驾驶杆 的强度要多大，等等）。环境干预也可以影响到某些潜在导致人们肇事死 亡的因素，比如桥墩的位置、车道并道混乱或相向交通情况等。由于环境 干预所采取的选项具有可视性，倘若设计得当的话就特别有效。含碘盐和 牛奶增加维生素D就是环境干预的范例。从更大规模上看，假若有完整的 供水系统，在中央水源进行氯化，在饮水中加少量氟，效果要远远胜过设 法教育人们在家里做相应的处理。
环境干预具有非随意性和公开性，所以特别容易引发争论，哪怕实施 起来特别有效。有的地方认为健康卫生是个人行为，属于个人权利，由政
府操作公众行为遭到激烈的质疑，所以美国的公共卫生干预历史充斥着大 量的公民对政府妨碍了他们的自由权和选择权的指责，比如吸烟、氟化 水、接种或使用安全带等规定。政府出台的行为限制措施面临阻力，这恰 好解释了为什么美国的流行病学理念没有得到普及。另一方面，对政府在 公共卫生方面的强力角色的基本认可使疾病监视和环境干预在有些国家顺 利实施，如丹麦、德国和日本。探讨政府是否拥有限制个人自由的合法权 利，属于环境干预决策的文化层面。
但有些因素也制约了环境干预手段的使用。正如上文所说，流行病学 中的地点范畴仍然存在概念模糊和测量不力的问题。这就妨害了公共卫生 对基于地点干预措施的考虑，因为设计者也许会考虑到物理环境怎样做出 行为暗示，在一定途径下怎样引导人们的社会关系。就此有人可能想象， 哪些邻里布局可能导致居民中社会网络的形成，怎样设计老人院才能使阿 尔茨海默氏病（Alzheimer）患者的舒适程度最大化。
政治势力也妨碍着某些环境干预措施的出台，例如，虽然越来越多的 证据表明，贫穷和不平等对健康卫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是那些改 变资源分配、财富聚积或分区制的举措被标记为“社会工程”或“阶级斗 争”，而不是作为合理的公共卫生政策。这些对富人和强势者实施抑制的 干预措施，是教育干预所无能为力的，因此更具有危险性。
（5）其他干预类别
从人类学角度来看，限制使用环境干预手段反映了宏观问题的一个层 面，即范畴分类问题。我们所采用的干预在所谓四个层面“运作”，该结 构模式导致了其自身的局限性。如果仅根据这四个层面认识干预的话，我 们的干预能力就受到限制，所以说不能把权势（例如）看做卫生干预设计 的中心性组织原则。结构干预之所以经常奏效，就是因为对常规行为和何 处发生变化的传统智慧提出了挑战和重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创造新的资 源和新的期望，但如果人们仅关注某一类型的管理的或基于知识的解决方 法，那么新的资源大概更加难以寻找。
干预若在多个层面强化行为变化时，其功效更佳。创造性地推广安全
套就是混合型促进文化变革的干预范例之一。在泰国，米钗·瓦代 （Mechai Viravaidya）推动了许多创造性和富有成效的干预措施，应对 计划生育和艾滋病预防问题。当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最初侵入泰国 时，米钗已经成为计划生育领域的重要人物，所以他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 位设计艾滋病干预措施。米钗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谈论诸如性爱等敏感的卫 生行为，例如，多年来他的组织一直经营着一家餐馆，叫做“卷心菜和安 全套”，其收银台前有一碗免费安全套，而通常人们在那个位置见到的是 薄荷糖之类的东西。为了减少安全套的神秘性和违规行为暗示，他在农村 许多村庄举办了安全套吹气比赛，让那些德高望重的年长人士参与竞争。 为了帮助性工作者的预期客户得到防范艾滋病的信息，他的组织向出租汽 车司机分发安全套教育磁带，如果乘客要到妓院去就用汽车立体音响给他 们播放磁带。有个“警察和橡胶套”的项目是让警察在除夕发放安全套。 米钗和他的同事在泰国推进使用安全套的行动获得巨大成功，现在的安全 套居然叫“米钗”。泰国的艾滋病发病率减缓下来，但其邻国则不然，因 为那里的艾滋病控制政策过于保守，缺乏创造性。
究竟如何取舍教育、管理、立法和环境等四大类别的干预，这意味着 一系列评断：哪些可以得到改变，哪些不可以，谁拥有势力，谁没有。多 数干预措施背后是行为理论假设，个人是变化的控制力量和介子。该理论 认为，首先在个人心目中构建变革意向，然后再提供具体指导使变革得以 实现。但罗纳德·弗兰肯伯格（Ronald Frankenberg,1993）曾经建议说，当风险被视为个人时，医生（尤其是患者）以外的人们就必须对此有所行 动了。他还指出，风险的其他方面分布于从事疾病防治的各个行业中，最 终成为他们各自的责任：临床风险被视为医生和护士的范畴，社会风险属 于决策者，诸如年龄或历史等不可更改的风险因素是健康教育家的领地， 因为他们以此来标记其目标（Frankenberg,1993∶230）。这就限制了新干 预战略上的创造性工作，过分强调个体力量来独自创造持久性变革。
医学人类学家承担了教育、管理、立法和环境干预工作，但他们也提 出疑问，其他类别的干预是否也同样奏效，例如，考倍特（Corbett,2001） 用社会生态学理论描绘干预措施，涉及个人、群体、组织、社区和总体人
口等层面。帕克等人（Parker等,2000）描述国际预防艾滋病研究时，将 结构和环境因素合并看待，特别关注经济发展落后和贫穷、人口流动、季 节工作、战争和政治骚乱导致的社会混乱、性别不平等以及政府和政府间 政策的作用等范畴。结构干预如同管理或教育干预一样，要求更多地关注 地方背景，而且国际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资源丰富地区和资源 贫乏地区，干预是否同样能够获得成功。
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曾经质问，组织机构应该发挥其作用，引导人们关注后果严重的低概率事件，而不是注意后果平 平的高概率事件，为什么我们对此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Douglas,1992∶ 55－60）,例如，为什么引导人们如此关注飞机失事造成的死亡，而对车 祸死亡这种更为平常的问题却不屑一顾？为什么埃博拉病毒带来的几个死 亡病例比成千上万死于营养不良的事实更骇人听闻？这个主题将在下面予 以更加充分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