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21世纪初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面对的新问题之前，有必要 回顾数十年来一直受到关注的当代主题，例如，这些领域之间四五十年前 的跨学科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流行病学家从本土到国外的迁居。当流 行病学家经常在陌生的文化背景下开展工作时，人类学显得尤为必要。这 个主题当今依然具有相关性，尽管所谓陌生的异乡现在涵盖了外国疆土和国内社区。流行病学家日益频繁地参与干预性试验的设计和实施，以改变 诸如不安全性行为、吸烟和高酒精消耗量等人类不良行为，而且他们也日 益强烈地需要了解社区和人类行为（Smedley和Syme,2000）。
综合研究方法的发展将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联系在一起，但学科建设对 社会和文化变化的回应也是基本原因之一。日益迅猛的人口迁居和城市化 使得界定和测量这些社会和文化进程的健康影响日益重要，因此需要流行 病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及其方法携手联袂应对解决。我们人类正通过自 己发明的快速运输体系、砍伐森林以及所生产的新药物和毒物来改变人类 生态环境。诸如高血压和糖尿病等司空见惯的疾病正席卷整个地球，而变 化了的饮食偏好和体育活动的减少则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战争、暴力、 政治压迫和条件欠缺使人们迁居到了新的地区，带来了新的风俗、新的疾 病和新的流行病模式。实地考察研究工作依然是了解这个变化环境的重要 手段，因为该方法使得研究人员直接接触他们本来处于想象中的现实 （Agar,1996）。
日益变化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如何影响人类健康，这方面的研究在可以 预见的未来依然功不可没。单一学科不可能开发出足以复杂的模型来解释 个体和环境的互相作用以及诸如艾滋病、非典（SARS）、0157 -H7大肠杆菌和抗菌素耐性结核病等疾病发生率的上升。我们将在第六章看到，治 疗和预防这些疾病的跨学科合作的重要性，不亚于了解疾病负担和疾病起 因所需要的联袂合作。
有些因素在21世纪将继续促进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之间的合作： 学科研究工具得到了发展，与百年前截然不同的知识得到了拓展 ，例如，19世纪的创新性管理程序有助于创办健康保险计划、全国医疗保健体系 和人口统计系统。当今的行政程序用于录用或追踪研究项目参与者，或 用于保持多个研究站点进展的一致性，这些均有利于复杂研究设计方案 的运行和研究内容的增加，既包括了生物变量，也涉及了社会文化变量。 这些程序也有利于从流行病学研究相关的社会文化过程来审视患者参与 或不参与的研究项目。
大宗数据快速处理的新技术将显著地继续促进跨学科研究或综合性研究。诸如路径分析和非线性退化等统计规程使多维分布关系分析更具有可 操作性。如此一来，研究人员就能够检查包括社会和生物因素在内的多因 性疾病致因模型。大型高速计算机、价格低廉的巨型数据存储技术以及复 杂的基于计算机的统计技术等，支撑着新的分析技术，对当今的社会和文 化流行病学研究不可或缺。地理信息系统和统计方法相结合，为社会网络 系统建立模式，使人类互动和疾病传播等新型研究切实可行。
技术进步不仅改善并加速了信息处理，而且也有助于信息的视觉化处 理。正如本章节所述，诸如听诊器、显微镜和组织着色等技术创建了19 世纪新的疾病类别和医学学科。21世纪的人体内部成像技术、基因反常 测试和人类染色体解码等，为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合作研究创造了更多的机 会。这些技术手段改变了对疾病和失常的界定，甚至也修改了对所谓的 “健康”、“患病”和“面临感染”的类别编组。
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彼此认可的共同兴趣日益增加，有利于继续进 行更为频繁的合作并实施密切的综合性研究项目。两学科热烈地探讨一些 重大问题，例如各自的理论渊源、研究方法的有效性以及研究成果的应用 等等。医学人类学广泛利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技术，描述生物和文化背景下 的各种病症（Dunn和Janes,1986）。文化人类学家对人类学研究中的统计 数据的用途进行了评估，就人种学和统计表示法之间的区别撰写了论著 （Asad,1994）。无独有偶，流行病学将子体系开放研究，与人类学家精诚 合作，而且流行病学家对定性方法和解释性询问方式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例如 Almeida Filho,1992;Behague等,2002;Black，1994;Breilh，1994; Donovan等,2002）。
有些新的重大问题激发了基于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学科内部的跨学科评 论。在本书第一章，笔者所描述的文化流行病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关注 的是疾病的界定、测量和分类。过去十年里，有些流行病学家也明确表达 了人类学领域所感受到的那种强烈自我反省。他们开始明确地质疑，所谓 的疾病因果关系范例是否可以标记为“致因网”（Krieger,1994）、复杂未 知的“黑匣子”或多层嵌套结构的“中国匣子”（Chinese boxes,Schwartz 等,1999;Susser和Susser,1996）。人类学家现在所质询的是标志着背离过去的流行病学语汇和方法，例 如，只有在过去几十年，他们才会询问，在人类健康研究中，“种族”一 词作为解释性变量并通过某种成因路径影响人类健康，此时其意义何在。 同样给予相当关注的词语还有“压力”、“生活方式”、“风险”、“社会经济 状态”和“社区”。他们想知道的是，怎样才能最佳地测量美国（Guarnaccia 和Rogler,1999）及其他国家（Weiss,2001）不同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 女权主义观念究竟给流行病学带来了什么信息（Inborn和Whittle,2001）。 以下章节将更加详细地探讨这些问题。
如何认知人体对其他人的权威、地位和存在的反应是另一个当今引起 共同关注的主题。社会支持对人类健康有什么影响，这方面的研究也涉及 社会网络对人体生理和健康作用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周围环境 和人口疾病负荷如何影响了单一疾病风险。贫穷是疾病和死亡的起因之 一，其有力证据是：有证据显示，贫富差距的加大本身就是健康恶化和死 亡的主要原因（Farmer,2003;Kawachi等,1999;Nguyen和Peschard, 2003）。这一点引起人类学家的特别关注，因为无论是病原体还是关于病 原体的理念统统都是通过人口群体传递的。了解这些现象的工具和理论必 须能够游弋在细胞内和人际之间，追踪病原体、行为、权势和疾病之间的 因果关系。
阅读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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