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题目是关于建立社会支持性健康保护作用的系列研究，例如婚姻 关系、友谊和参加社区组织等等。这项始于70年代初期的工作有助于说明 主体感病性和主体抗病性的重要性，也就是个体增加或减少患病可能性所涉 及的诸多因素。社会支持随后成为社会流行病学研究所普遍关注的焦点课题 （Berkman和Kawachi,2000;Berkman和Syme,1979），但是在对社会支持 产生兴趣的同时，流行病学的人类学起源却被人们淡忘了。
教堂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对社会流行病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 说南非成就的典型性在于广泛理解了怎样为社区提供医疗保健以及怎样评 估服务效益，那么北卡罗来纳大学工作的意义就在于开创了流行病学方 法，以评估社会和文化变动所产生的健康影响。在南非实践的新型社会医 学坚定地（而且有意地）根植于19世纪的社会流行病学。北卡罗来纳大 学对社会和文化变动所产生作用的研究与19世纪的研究也有不被认可的 密切关系，例如，鲁道夫·菲尔绍写道：流行病是文化变动标志。当人们 思考当代工业化社会的流行性疾病时……癌症、心脏病、中风、事故和其 他慢性病……。鲁道夫·菲尔绍的话依然意味深长：“人为流行病的历史 是人类文化所体验的动乱史。其变化用浓重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文化移动 新方向的转折点。”（菲尔绍，关于上西里西亚斑疹伤寒症流行的报告， Rosen引用，1947∶681）
（4）用医学生态学（medical ecology）重新界定社会环境
笔者之所以特别关注卡塞尔和其同事所做的研究，一是因为该研究与 当代社会流行病学具有相关性，二是因为与社区健康协会和南非有关。但 是，笔者突出特定人员的研究成果，所冒的风险在于忽略了孕育该成果的 更加广泛的知识环境。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20世纪所正在进行的对于社 会环境病因学影响的界定和认知。
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的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之间的合作，恰好 赶在对流行病学进行重新界定的时刻：当时的诸多文章阐明，流行病学领 域正在“大部分回归到19世纪前半叶的物理化学和社会学的定位取向，但 是其科学依据和基础较之过去则健全得多”（Terris,1962∶1375）。50年代末期，一些流行病学教科书认为流行病学适用于任何疾病，无论是传染 性疾病还是慢性疾病，而且还认为社会环境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大约同一 时间，对医学人类学早期文献的评论也开始探讨流行病学（参见Caudill, 1953;Polgar,1962;Scotch,1963a）。很显然，这两大研究领域正在走向志 同道合之路。
1958年，一篇发表的论文首次明确提出：人类学和流行病学这两大 学科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Fleck和Ianni,1958）。或许因为该论文发表在 一家应用人类学刊物上，所以似乎没有激发起流行病学家的评论（Fleck∶ personal communication; Ianni∶personal communication）。该文强调了潘奴姆、斯诺和其他19世纪流行病学家研究成果中社会层面的内容， 还讨论了当代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联袂合作的种种困难。 主要困难之一是在应用社会医疗研究领域工作的人类学家通常仅作为顾问纳入团队： 他们对所询问的问题的本质掌握甚微，对流行病学了解不多。另一个困 难是流行病学家在历史上就非常关注疾病致因，他们所热切盼望的是所 谓正在涌现的流行病学“新生态学方法”，更多地重视多重因果关系和环 境的重要性。他们也强调疾病分类对流行病学的重要性，声称“流行病 学家必须是，而且就是对疾病分类学有着独特兴趣的社会人类学家” （1958∶39）。
流行病学研究中异军突起的生态学方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弗莱克 （Fleck）和伊亚尼（Ianni）对此有正确的估计，不过他们对于更多人类 学家参与研究的希望在20年以后才得以实现。在50年代，医学生态学被 界定为一种解析角度，关注的是“对人口的研究，特别注意环境和其他有 机体的数量，因为后者对人类健康和人口数量存在影响”（Audy,1958∶ 10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人员的兴趣迅速提高，地理学者绘制 了疾病分布图和生态栖息环境图，以此构成了抗击东南亚热带疾病战役的 有机部分。一位知名的医学地理学者曾经提议，“医学地理学”这一术语 应该替换为“人类健康疾病生态学”（1978年5月[1952]∶212）。但是，医 学地理学（medical geography）强调的是疾病的空间分布，而医学生态学则强调疾病分布的组织形态。医学地理学者询问的是关于地点和时间的问题，而医学生态学家也许会调查不同的生态层面的疾病症状……细胞、 个体、社区或群体人口……并会考虑这些层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20世纪50年代，医学生态学、医学地理学和流行病学之间交流互补 相得益彰，其重要结果之一是研究人员进一步在理论上名正言顺地将社会 环境纳入疾病分布和致因的研究。一位研究人员写道，“受生态学的影响， 流行病学显著增添了关于社会环境的内容”（Gordon,1958∶351）。1960 年，一篇题为《人类生态学和健康》（Human Ecology and Health）的文章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公共卫生一直关注人类和环境，从后者的角度而言，是以人类生 态为导向的，虽然在开始阶段有些不足。然而，今天的环境一词拥有 了崭新的意义和内涵。当然，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人类世界的物质和 空间环境，而且也包括所谓的文化这种深刻影响人类状态的社会关系 等非物质网络（Rogers 1960∶vii，着重线为原文所设）。
就我们的主题而言，这种对生态和健康日益凸显的兴趣有两个结果。 首先，获得该领域的准入开始起用人类学家，例如，1965年，来自流行 病学、社会人类学、昆虫学、卫生工程学、保健护理和实验室科学的多学 科专家汇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流行病学研究所，开始了一个雄 心勃勃的国际比较研究计划，旨在研究五个发展中国家的疾病生态问题。 项目小组后来结集出版了基于秘鲁、乍得和阿富汗的研究成果（Buck等， 1968、1970、1972）。在每项研究中，社会人类学家的角色是收集相关社 会经济和文化数据并促进项目研究所在地区接纳该研究项目。适用于跨文 化交流的采访进程表得以设计并且翻译成相应国家的文字。关键的知情人 安排了采访以获取不同村庄和文化的信息。然而，尽管内容也涉及农业劳 动种类和进程、居民安置、迁入和迁出频率以及社会变化的迅捷性，但是 这三项研究没有进行系统工作，将社会和文化环境与热带疾病的描述结合 起来。社会和文化信息无非充当了相关背景，但是研究项目对此背景的描 述甚详，而不是分析其与人类健康和疾病的关系。
（5）社会环境与心理健康
虽然心理研究不是本章节的焦点所在，但是有必要提及，上世纪50 年代和60年代对社会和文化解体的心里健康影响的研究，与文化变迁所 带来的身体健康影响的研究并行不悖。当时的社会解体和精神健康研究中 最重要的团队大体由精神病医生、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组成，他们均有 康奈尔大学的背景。该团队囊括了众多资深人类学家，其中有马克-阿德 莱·特伦布雷（Marc-Adelard Tremblay）、查尔斯·休斯（Charles Hughes）、诺曼底·昌斯（Norman Chance）、珍妮·休斯（Jane Hughes）和罗伯特·莱普波特（Robert Rapoport）。项目主任（Alexander和 Dorothea Leighton）是在人类学系交叉任职的精神病科医生。项目的第 一阶段是在新斯科舍地区的斯特灵县所开展的长达12年多的社区实地调 研。他们让临床医生采访居民，确定精神紊乱症的流行率，然后按照社会 解体序列做了跨社区比较研究。总计有33人参加了人类学项目前10年的 研究（Hughes等,1960:531），而且该项目至今还在进行中（参见Murphy 1994b;Murphy等,2000）。
研究人员认为，他们所做的人类学数据收集工作是“该县和各社区总 体研究方案”的组成部分（Hughes等,1960∶7）。人类学数据将有助于读 者了解流行病学研究成果。他们声称，“如此一来，我们就有了尽量详实 的背景知识，以便了解涉及症状模式的流行率和疾病类型的变化倾向” （Ibid.∶8）。这种传统差不多可以追溯到100年前的彼得·潘奴姆，因为 我们看到，研究人员是身临其境的观察者：
我们的团队成员散居各处，彼此为邻，在庭院里种植花卉，从自 家的林地开采木材，在海湾垂钓，网捕龙虾，担任社团职务，在小学 任教，参加朋友们的婚礼、洗礼仪式或葬礼，这些朋友也与我们分享 我们自己的新婚喜悦和婴儿诞生的开心，同时也分担我们面对疾病和 死亡时的悲伤和恐惧（Ibid.∶7）。
我们曾经提到的鲁道夫·菲尔绍是19世纪人类学和流行病学史上的 关键人物，更为重要的是斯特灵县（Stirling）报告（危险的特征：部分 社区的精神病症状，1963）中有一卷是追忆菲尔绍的，而且其标题撷取 他著述中关于区分病理性和正常生理过程的篇目。鲁道夫·菲尔绍写道： 病理过程很难与普通的生命过程相区别，甚至有时是普通过程发生的时 间或地点不当。雷顿斯（Leightons）和同事们认为，无论是借助大脑损 伤部位还是借助大脑机制的精神动力理论，同样难以界定精神紊乱症状， 所以他们利用菲尔绍的机能失常法来证明对精神病状态的评估是可行的， 其依据是精神病症状所导致的损伤类型、频率以及期限（Leighton和 Murphy,1997）。
该项目和其他类似的基于人口精神功能的研究，构成了早期流行病学 家对人类社区和社区对健康影响研究的先例。如上文所示，他们认识到， 至关重要的是与研究项目所在社区建立密切持久的关系，而任何人类学实 地调研人员也所见略同。他们也同样清楚地论述了人类学家和流行病学家 密切合作的必要性。
雷顿斯对精神病的研究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对生理疾病的研究均开始于 50年代，当时人类学家刚刚开始对文化碰撞（Beals,1953）和文化变迁产 生兴趣（Lange,1965）。然而，虽然关于社会和文化变化本质及其作用的 理论成果日益频繁地应用于社会流行病学（Cassel,1964）和精神病流行病 学（Leighton等,1963），但是探索该变化的健康后果的应用流行病学研究 直到90年代才对人类学的理论进展产生了影响（参见第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