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疾病的反应也呈现各种模式。设想一位秘鲁渔夫，于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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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与文化
1月食用了遭受污染的贝类，患上了霍乱，不治身亡。镇上的人们一一前 来悼念，聚集在一起洗涤尸体并哀悼逝者。他们一起吃喝，寻求友谊，但 其中一些到场的人由于共用同一水源而陷入霍乱的威胁中。他们在葬礼后 的出行也导致了其他许多人染病的可能，他们所交往的人以及他们的活动 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该疾病的传播。到1991年4月，那些刚刚受到传染但 尚无症状出现的人们从沿海旅行回家庆祝复活节时，霍乱就在山村里爆发 流行起来。他们作为一伙人的行为所创造的模式不可能从他们各自的行动 总和得到推论。个体的决定和流行病模式若即若离，但其关联性是清楚无 误的。
文化对人类健康的影响以及对疾病模式的构成影响十分接近我们所讨 论的这种个体决定和行为模式。我们的总体生活方式（工作、食物和活动） 与我们后天习得的行为相结合（包括知识、谎言和误解）。我们适应环境 的技巧以及我们的感受和信仰等，均影响患病的概率。有人甚至声称这些 已经写入我们的基因图谱，而且也已经刻入我们的骨骼结构和肌肉组织 中，例如，季节性农工有着不同于煤矿工人的疾病，那些终生经常挥动大 砍刀的中美洲人有一条胳膊长得更长。
身体和病原体不仅取决于物理行为，也取决于信仰。信仰是强有力的 激发因素。一些南亚国家的女婴死亡率失常，部分原因是人们偏爱儿子的 文化传统造成的（森〔Sen〕,1992）。在某些国家，人们认为注射要比药片 作用强，一个乡镇大概有好几名专业注射人员随时待命为病人提供服务 （Reeler,2000）。不同国家的医生有不同的诊断偏爱，由此造成了不同国 民中抑郁症、低血压和婴儿死亡率的差别（帕耶〔Payer〕,1988）。患病率 和死亡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背景，因为后者具体说明了行为表现的 方式、地点和时间。
从人们接受诊断之前如何看待症状上可以看到文化的影响力。不同 群体对采取预防措施的自愿程度大相径庭，他们对症状的感知和分类也 相差甚远。世界各地的人们使用不同的标志来判断谁病魔缠身或具有传 染性，哪些疾病重大或不重大，人们对此的排列组合也迥然不同。倘若 患病在身，究竟采取什么治疗方法，是否要服药，如何应对疾病带来的种种不便，治疗方法是否能奏效——文化既通过这些途径，也通过神经、 肌肉和骨骼等模式化的作用对疾病产生影响。人们认为身体失常的原因 可能在于中国能量子午线、西藏脉冲、拉丁美洲热/冷状态或免疫系统 的作用，往往取决于身处何地并与谁交往。可资利用的医疗传统名目繁 多，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针灸疗法，有希腊血液体液胆汁病理学， 也有近期北美洲区域的同种疗法或脊椎指压治疗法。生物医学是当今世 界广为流传的疗法，其治疗理念基于实验测试和习惯的组合。该文化系 统类似其他系统，彼此之间的竞争往往多于合作。
然而文化内涵也具有地方性和争议性。文化的这一方面突显出其动态 性和变动性并对互动和变化动力施加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文化总是处 于转换之中。不同群组的人们也许知道群组准则，但那些准则随着时间推 移而变化了，因而人们不是拒绝这些准则就是遵守这些准则，例如，人体 美的标准以及该标准所导致的健康后果，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巨 变。束腰导致一系列健康问题（肌肉萎缩和肝损伤），而一个世纪后的隆 胸则带来了其他问题（疼痛、疤痕和植入物渗出等）。食物偏好、时间压 力和大规模工业食品生产一起创造出基于“快餐”的流行性肥胖病。
不仅文化范畴与时俱进因地而异，而且人们对文化的态度也不尽相 同，因为人们的互动处于更大的物质和社会背景下的关系网络之中。在这 个大背景下，个体选择文化的不同方面，从而构建起自己的特征。他们把 玩各种文化标志，予以转换并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组合交融，或者保护健 康，或者诱发疾病。所谓“文化”的释义，无论出自地方“土著”，还是 源于善意的“局外人”，不仅都需要根据其内涵加以评估，还要根据阐释 文化的人的目的予以解说。
本书描述疾病模式与文化模式之间的关联，阐明研究人员如何创造性 地利用学科交叉和交融方法应对当今令人困惑和复杂的健康挑战。通过创 建跨学科的对话，学生和从业专家们能更好地从事跨学科合作，设计出更 为有效的健康干预策略，与专业和普通大众进行更加广泛和清晰的沟通 （Dunn,1979）。这些活动将有助于推出更为适宜的健康卫生政策，加深对 疾病致因和治疗的理解认识，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以提高健康水平和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