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罗兰·巴尔特、凯瑞等学者理论的关注与借鉴，让莫斯可走出了自己为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划定的边界。而且，当他把神话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呈现在大家面前时，他又做到了理论上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并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黄典林指出，第一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传统范式“基于十分明确的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立场，以全球化的视野，从政治经济的制度逻辑出发，对全球及地方传播产业的政治经济结构构成进行图绘，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全球文化霸权和特定民族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内部资本权力宰制传播资源、破坏民主和公共性原则的批判”。然而这种20世纪中叶流行的遵从普世性结论的范式过于僵化，需要结合具体传播实践进行差异化的分析与建构，因此便有了转向文化研究旨趣的第二代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在21世纪，年近七旬的莫斯可作为旧范式的代表人物居然改变思维定势，亲历亲为地成为新范式的弄潮儿，确实不易。当然，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考虑到他的老师——《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的作者丹尼尔·贝尔的研究旨趣，我们也可以说莫斯可回到了他学术的童年经验。
当然，如果以更多批判的视角来思考莫斯可和他提出的问题，可能会对本书的阅读有更多的帮助。
我本人并不太认同莫斯可的技术观，虽然我同意莫斯可所说的这些技术乌托邦的神话并没有真正帮助人们理解技术的重要作用，而且也对他这样来讨论传媒技术欣赏有加：“我们当中又有谁会否认电话、广播和电视（甚至是有线电视）是社会和世界中的强大力量呢？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些曾经的新技术失去了它们的光彩，放弃了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承诺，并消弭于无形之中时，它们却获得了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持久影响的力量。”
然而，我并不认为莫斯可的技术观做到了他所承诺的社会整体视角。不管他承不承认，莫斯可的技术观都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丹尼尔·贝尔，因而其技术观无可避免地打上了技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色彩。在莫斯可那里，技术仍然是工具性的、功能性的、独立的和表象性的范畴。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技术的发展和积累有其自身的历史逻辑；而从空间的维度看，技术又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现代技术哲学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随着主客体二元论在现代性观念中统治地位的确立，技术不再是人类发现和适应环境的帮手，而成了统治和征服环境的工具。在这一过程中，一切东西都失去了其独特性，而成为功能化、物质化和齐一化的存在，这也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本身。技术表面看是人的创造发明，但实际上却转化为反对人的力量。人与技术的关系就此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正如斯蒂格勒在讨论海德格尔技术哲学时所说：
现代技术是对自然施加的暴力，而不是顺从作为自然的存在在其增长过程中的祛蔽模式：技术进入现代化的标志就是，形而上学得到自我表现和自我实现，就像是计算理性完成了旨在占有和支配自然的计划，而这种被占有和支配的自然本身也就失去了自然本来的意义。但是我们作为自身的存在者，却远没有借助技术成为自然的主宰，相反，我们自己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也服从技术的要求。
现代技术建立在整个社会运转逻辑的座架之上，并与现代性社会互相建构，互相选择，互相渗透。技术本身就是现代国家治理逻辑的一部分。它不仅是权力与资本合谋的结果，它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权力。技术逻辑与现代性社会相伴随的一种意识形态，是如此之霸道的一种权力，以至于德布雷干脆这样来形容媒体技术：“不管是否拥有行政控制权，国家都不再是媒体的主人，相反媒体成为国家的主人，国家要想生存，就需要同它有思考能力、有使人相信的能力的主人交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