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入手到从文化现象入手可以被看做是莫斯可自身的一种学术自觉，他想从两种不同的方向沟通政治经济学与传播现象之间的关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本书与我1996年的著作《传播政治经济学》在结构上类似，但却具有实质性的不同。那本著作把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起点或者切入点，建立起通向传播的文化分析的桥梁。本书则从文化，尤其是从迷思学意义上的文化开始，建立起一座通向政治经济学的桥梁。”
就这一点而言，莫斯可并没有墨守成规。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莫斯可把传播政治经济学称为“关于社会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研究的学科，它们互相构成资源的生产、分配、消费，包括传播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试图通过“商品化、空间化、结构化”三条路径来涵盖所有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并建立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边界。对这种做法，我曾经有过批判：“将传播政治经济学学科化的努力，以及对学科神话的塑造本身就是有违批判理论精神的。批判思想从来就是非学科化的，不仅批判思想本身就以跨学科为特征，学科建制本身也是各种批判学派批判的对象，‘学科’作为一种体制内的规训方式，通常被看做是对学术的一种社会控制方式，本身就需要被反思与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范式学科化的结果，必然导致这一领域理论繁殖力日渐枯竭。”
从理论入手去强调统摄现象，强调自身的学科特征和边界，这毫无疑问是在建立一种学科神话，并不可取。所以在《数字化崇拜》和《云端》这两本新书中，莫斯可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视角而不是一个学科框架去研究和发掘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开放的学术态度。
而对文化研究的兼容并包，则是莫斯可另一重大的进展。1979年，斯迈兹的学生古拜克（Thomas Guback）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主持召开了一次学术会议，与会成员有斯迈兹、莫斯可、瓦斯科（Janet Wasko）、米汉（Eileen Meehan）、彭达库（Manjunath Pendakur）、甘地（Oscar Gandy Jr.）等人。自此以后，莫斯可就长时间致力于建立传播政治经济研究的学科建制。在《传播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尽管态度比较友好并声称可以互相借鉴，但莫斯可仍然将文化研究看作是异己，并称之为他山之石。为了廓清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边界，莫斯可没有少下功夫：“政治经济学仍旧坚持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坚持历史研究的价值，坚持从具体的社会整体来进行思考，坚持道德上的承诺，坚持克服社会研究和社会实践间的距离。因此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倾向于对主观性和主体的研究大相径庭，同时与文化研究中拒绝思考历史实践和社会整体的倾向迥异。此外政治经济学同文化研究中采用专业化语言的倾向不同，因为在它看来，专业化研究的使用违背了文化分析的初衷，即文化分析应该为普通人所享用，因为他们对文化分析的社会建构负责。最后，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中忽视劳动力和劳动过程的倾向不同，文化研究往往热衷于考察消费的社会‘生产’，并不论劳动者在当代社会变革运动中存在着任何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