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赖需要。国家政权很骄傲地延续了列宁的“推动”大众路线。它要求个体为自己负责，无论身边有无资源、有什么资源，都能独自向前，它为意志和决心鼓吹呐喊（参见鲍尔，1952）。显然，这不符合俄国人对依赖关系的需要。但同时国家也具有某种优势，因为人们经常认为国家给予他们一种强烈的方向感，这恰好符合他们的依赖需要。同样，国家强调大众项目、社会福利举措，也获得民众支持，即便这些项目和举措没有完全实现。这种方向感也关系到服从问题。尽管国家具有权威属性，能够指引方向，但它没有获得理应获得的支持，因为它被认为只关心自己权力的最大化，这是我们考察的俄国人不能接受的。
信任—怀疑矛盾。我们知道的关于苏联社会的每一件事都清楚表明，要苏联公民相信政府领导或直接上司的善意，是极端困难的。这些人似乎总是嘴上支持，实际却刻薄相待。这种分裂的领导行为模式似乎加剧了俄国人明显具有的怀疑他人意图的倾向，深化了信任—怀疑的矛盾。根据我们的面谈，一个人可能会说这种是信还是不信的矛盾，是苏联公民和他们国家关系的中心问题。乐观—悲观的矛盾，结果是好是坏的矛盾，也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情境。
羞耻控制。苏联政府竭力利用公开羞耻迫使苏联公民提高生产水平，严格遵守既定的规章制度。但是现有的公共档案大多证实，政府在这方面并没有特别成功。我们的临床研究找到了一些原因。政府强调的羞耻集中在怠工、没有履行生产职责或没有遵守行政规则等方面。但是根据我们的临床案例判断，俄国人几乎不会为这类事感到羞赧，更可能为道德失误感到羞耻。如此一来，苏联公民对政府施加的羞耻压力相当有免疫。确实，临床研究中俄国人的反应显示，苏联公民经常矛头一转，认为政府应该感到羞耻，因为它在许多重要的道德品质上落后了。
情感功能。俄国人良好的自我感觉，感情的随意抒发，对冲动的服从，以及批评的自由表达，这些只会在苏联政府那里受到冷遇。政府强调并嘉奖控制、程序化、祛除人际情感。纪律、秩序和严格的服从是它期待的。因此，我们考察的俄国人不可能指望官方认可奖励他们日常的表达模式。事实上，他们会因为这种倾向而麻烦缠身。他们卓越的口才，和自由表达情感包括敌意的倾向，使他们更容易遭受警察机构的报复。但是，如果他们的确进行了必要的控制，避免公开表达敌视情绪，他们又会感到不舒服，怨恨这种不合理的施加，这非常影响他们对政府的态度。
意动功能。俄国人的不奋斗特征与前面提到的依赖特征和非工具主义特征相互一致。政府当然始终要求更大的干劲，更功利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它强调长期计划和延迟享受，不断号召人们努力“扫荡战场”，“打破壁垒”，“全力奋斗”。就我们观察到的俄国人而言，政府不可能遇到积极的回应；实际上它遭到很多反对，因为它坚持的奋斗模式不能被大多数俄国人所接受。实际情况或许是，民众对体系施加了重要影响，而不是反过来。苏联官方资料多年来一直抱怨工作进程的不均衡，日常节奏懒散，临近最后期限为按期完成任务必须玩命突击，之后又恢复懒散。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经济因素，如原材料供应的不均衡，但也反映了俄国人惯于突击工作的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