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在一般意义上解释“政治参与”，涵盖个体作为一个大型民族国家公民的全部职能，最主要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角色。对绝大多数民族国家来说，这样的政治参与概念过于宽泛，但对苏联而言——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都被政治化了，这是唯一有意义的路径。我们考察的问题具体表述如下。
如果说上面提到的那些特征在我们研究的俄国人群体中广泛存在，这对他们适应社会体系对他们提出的角色要求意味着什么？苏联难民对苏联社会体系的典型抱怨，还有苏联政体对其人民的典型抱怨，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追溯到这些人格模式与苏联社会结构的矛盾？
这里不可能完全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分析集中于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社会政治体系［参看鲍尔（1956），费索德（Fainsod，1953）］，因为这是我们的考察对象生活和必须适应的体系。为清晰起见，我们一律使用过去时态。我们也衷心希望这样做不会导致人们错误地以为我们把后斯大林时代与斯大林时代完全割裂。只是，详细说明斯大林之后俄国的变与不变，展示变化对苏联公民适应社会体系的影响，这些都超出了本书所讨论的范围。就人格层面而言，我们将分别讨论每一个层面与体系参与的关系，不是像它们现实中那样整合在一起运作。在上面提到的人格特征中，我们只讨论那些直接关涉个体参与社会政治体系的特征。
归属需要。好像苏联政体所有部分的运作模式都被精心设计，以干涉国民的归属需要的满足。国家长期实行政治监视，鼓励检举告密，把单个人的失败或错误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或“集体”的责任，这给友谊关系设置了巨大的压力。国家坚持精英阶层应该与平民百姓保持实质性距离，也使问题进一步恶化。此外，苏联政权建了一套制度体系，其作用方式完全违背我们样本所示的那种俄国人基本倾向，对个体与他人关系造成巨大冲击。俄国人的群体参与欲望，对忠诚、真诚的坚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回应，在严格管制的苏联社会中几乎没有机会表达和满足。许多对个体极为重要的面对面组织（意即当面、直接的联系）被政权渗入、攻击甚至捣毁。旧的乡村共同体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正式、官僚、非个人的集体农庄。这恐怕是众多例子中最突出的一个。还有传统的家庭组织、教会、独立行业协会和工会被瓦解或依附于国家。国家非常害怕地方自治权力的发展，任何一个小组织在它眼里都是潜在的密谋作乱者。国家控制体系要求所有人经常监视和汇报彼此。高层发起了被它嘲讽为“地方爱国主义”、“落后习性”和“相互担保的同盟”的持续战争，尽管它实际上攻击的，不过是效率显著的商业和政治管理通常附带的个人化倾向。人们艰难地维护他们的小团体，国家坚定不移地阻遏这种趋势，打击“家庭性”及相关罪恶。同时必须承认，通过强调对大集体的忠诚，国家政权也抓住并强化了俄国人的某些心理倾向，许多人完全放弃自己，彻底融入集体，献身集体活动和目标。这在共青团和党内最为显著。
口欲需要。苏联社会长期物质匮乏，资料、人力、基本生活用品实行严格配给制，这似乎引起人们更强烈的担忧——担忧口欲剥夺变本加厉，这种焦虑大大加剧了体系长期物质短缺带来的副作用。在我们考察的大多数俄国人心目中，国家体系就是那种剥夺口欲满足∵啬、对人民不管不顾的形象。另一方面，国家要想改善与民众的关系，也有捷径可走，那就是有计划地大量供应物品。马林科夫（Malenkov）上台后尝试过这种策略，尽管承诺多、实现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