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应该读读企业史
197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所34岁的工程技术员柳传志第一次从《人民日报》上看到科学养猪的文章,他感叹“气候真是要变了”。《激荡三十年》上卷选择这样一个喜剧性的开头来说明中国有一批先知先觉的人,“在这个寒意料峭的早冬,感受到了季节和时代的变迁”。
而一年后出版的下卷,则用1993年3月某个傍晚的一抹黄昏展开了悲剧性的叙述：64岁的“天下第一庄”庄主禹作敏盘腿坐在暖炕上,神情孤傲而不安地想着那些日子里自己因为与庞大的国家机器对抗而身不由己地卷入的惊天大旋涡。一个月后他正式被捕；又过了四个月,他因窝藏、妨碍公务、行贿、非法拘禁和非法管制等五项罪名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六年后,保外就医的他在70岁时孤独去世。
如此鲜明的对比,或许恰恰是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里中国企业的缩影：中国企业与中国企业家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悄然改变。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前15年里,我们正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毫不畏惧,并最终有惊无险地摸着石头走到了河流的中段,那么在接下来这15年里,我们完全应该有理由对自己的一无所知保持足够的警惕。否则那些“经营者的自身素质障碍”会让我们“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仅仅陶醉在眼前的成功光环中”,最终“传统的小农意识与现代精神的冲突”很有可能让我们失足落水,将此前意外甚至侥幸地获得的那些应得的或并不属于自己的功绩统统葬送,甚至在自得意满和故步自封里被时代潮流中的暗涌与旋涡席卷而去,淘尽英雄。
《激荡三十年》正是希望改变与消灭我们的一无所知。作者选择的方法是记录与讲述过去30年里连续和主流的中国当代企业史,以此填补感性化、个人化、主观化的中国企业研究中“系统化的历史沿革描述”的空白。他没有用冰冷的数字或模型湮没人们在历史创造中的血肉、运动和偶然性,而是对普通人的命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商业旅途获利颇丰却前途莫测,他们带有太多机会主义色彩的成功充满了不确定性。
吴晓波没有迷信任何貌似理所当然、无懈可击的神话,面对以无比圆滑和生动的姿势出现的商业故事,他相信事物的发展是粗劣的、有锋芒和缺陷的,相信所有对神话的怀疑都是值得的。你可以读到飞龙、三株的迅速崛起彻底激活了中国的快速消费品市场,却也用轰炸式的广告形式、任意扩大产品功能的广告手法、极端蔑视消费者智商的广告理念,长远而具腐蚀性地影响了中国商业界的诚信底线,你甚至可以从中嗅出后来的追随者们粗俗、野性、冷酷、麻木的异味。你可以读到联想柳传志、倪光南之争里折射的中国电脑,以及家电产业在贸易、制造、技术的发展优先在次序上摇摆徘徊,终于让技术成为最薄弱和滞后的一环,注定使未来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展开正面竞争时举步维艰,你甚至可以从中听到中国企业家在面临国际化竞争和技术发展瓶颈时的叹息。你可以读到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股市三大教父万国的管金生因“3·27国债事件”被判刑17年,申银的阚治东因“操控陆家嘴股价”而被撤职,君安的张国庆因早了两三年尝试MBO（管理层股权回购）而获罪“侵吞国有资产”“虚假注资”“非法逃汇”,你甚至可以从中尝到资本市场乃至商业社会中先行者巨大风险的血腥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