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讲的，是梨园人的“出门”，而不是一般的出门，而且还要勇于出远门。
上文说过，借出差之便，我去了东北与西南，去到一些平日不太容易去得到的地方，如大庆、如攀枝花。
我还说过，借看戏之便，我去北京其他一些剧场，看了外地进京剧团献演的剧目，演员超过我们的很少，但人家的剧本却超过了我们，从反映的侧面上、从反映生活的深度上。
我更是景仰一些外地的剧团，虽说是唱地方戏的，同样是反映历史题材与帝王将相，但他们的角度很特殊，很值得我们中央的大剧团学习，尤其是东南几省的地方戏，他们推出了几位年轻的大编剧。独立地以历史的视角观察生活，写出好几个发人深省的好本子。
对比下，我们学习不足，我们的视野只在30年代之后，我们只敬仰我们的角儿，我们只听惯了自己台上的锣鼓，我们身在北京，却拒绝新文化新戏曲的滋润。我已经或正在成为年轻的老夫子。有这种危险。
因此，我们—只说我自己吧—身在北京，却感到出门难，出远门更难。
第一，我总是过分强调自己的特殊性。比如看戏，总是从当年与现在看北京京剧团的老戏谈起，从那儿逐渐转向中国京剧院的新编剧目。我思想深处倾向老戏，但又觉得新编剧目更有前途。为此，我有些左右为难。
第二，是我如今的社会职业有些特殊，我是“中国”这边的人；如果不看自己的戏，而经常跑去看“北京”的戏，这要是传出去，则不太好。
第三，我如今是专业编剧，似乎没有自己花钱买票的道理。如果我惦记看“北京”哪位角儿的哪出戏了，可我从哪儿去弄票呢？买票？似乎丢脸，更不合适。专业人员就没有自己掏腰包的先例，如果传出去了，挺丢人的。研究哪位角儿了，最好能集中看他的所有剧目，要集中看，再集中与他谈，这样或许才能写一些更深刻更准确的东西。可现在没有这样的机制，剧团不会给自己的笔杆子安排，写文章的人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对方会问“您算是哪位呀？”
第四，北京的戏园子多啦，东西南北都有。我家住西城北，如果让我晚上跑前门或东城看戏，我就嫌远了。
第五，我似乎不宜一个人去，看戏得有伴儿，伴儿就是说得到一块的朋友。京剧院人多啦，但我总找不到合适的伴儿。后来我总算找到一位，就是我们编剧组里的张伍，他比我大五岁，是张恨水先生的第四个儿子，可偏偏名字是“伍”。他家住西直门的京剧院宿舍，离我家还不算太远。我俩有很多很深的交往，但看戏上又有不同，他是学戏的出身，唱老生，对梨园旧的一面知道得很多。我是北京老中学（三中）的学生，从中学爱好上京戏，家庭和社会关系的背景都支持我看戏，更支持我写戏。范钧宏他们认为我是“杂拌”，京剧编剧不是大学能够培养出来的，这个论点在当时很有市场，他们吸收了我，就希望我努力，如果我能成功，也说明他们的论点正确。
第六，我感到编剧的职业是个重压。我恐怕完不成文化部当初赋予我的重任。当然，路还在继续走着，我不知道哪里是起点，哪里又是终点。
我回到了北京，回来很难，但重新出门似乎更难，近的门都出不去，何况远的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