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鲁迅，最早就预见了所谓革命文学的不足恃，他警告说，不要以为革命成功了，革命方面会拿着面包黄油来欢迎革命的文学家。
作家不一定是政治家，他不一定认为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他们容易感情冲动，说话常常夸大其词，自己沉醉在自己的心理活动中。他们往往会被领导人与大众认为是孤芳自赏、脱离实际、“唯女子与‘文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而文学知识分子也会不太宾服于大大小小的领导，会认为他们是官迷、逢迎上级、不学无术、官僚庸俗。作家要是动辄热衷于政治起来，企图用文学规范政治，是作家的倒霉，也是文学的倒霉，还是政治的倒霉、人民的背兴，那是造罪也是遭难。捷克的异议作家米兰·昆德拉、秘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略萨，认为富有多义性的文学本身就是反对独断论与专制主义的有力武器，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例如萨达姆·侯赛因、卡扎菲都热爱文学，都有很好的写作篇章，还如墨索里尼，更是致力于以审美的法则来拯救与规范世界。
不能以文学来矫正政治，正如不能以政治全面整饬文艺。以政治常识读本与文件汇编、社论标题来全面地具体地修理文艺，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横加干涉”，也是灾难。
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已经得到了国内上下左右的重视与汲取。1979年以来，情况好多了。文艺人的处境进入了新中国以来的最好时期。
仍然会有距离。领导要讲的是政治要求文艺讴歌现实。有的境界没有那么阔大的作家要的是抒写自己的感情波浪、内心世界。领导应该也必然按照领导的要求讲话，只要没有横加干涉，就是好领导。作家必然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情感与内心需要写作，只要不闹反对大政方针到了搞颠覆的程度，只要不违反宪法与法律，也应该得到自由与保障。
同时，更有全民族、全体人民的汇合点，当然也是作家、艺术家与执政党的汇合点：推动中国的富强、繁荣、进步、文明、民主、和谐、稳定、现代化。这是领导的决心与追求，同样也会带来文艺人的命运的积极的变化，引发文艺人士的百感交集，推动与铸炼中华文艺的新果实新花朵。
同时我也盼望人们对文艺的作用理解得宽泛些。李瑞环同志就喜欢讲“民乐”（不是指音乐而是指快乐）是政治上的成功的表现。执政党有义务让人民高兴，并为此注意满足人民的文化需要。孔子早就把诗歌的积极作用理解为兴观群怨，即通过文艺来感染人、启发人、满足人、沟通彼此。最后是怨，诗歌里可以有抱怨、有讥刺，这好比是社会的一个限压阀门，能用文字歌谣什么的将各种矛盾困扰有所宣泄和反映，免得一味捂着盖着堵着封着，最后造成高压锅的爆裂。
文艺考验与训练的是人们的精神能力，特别是创造力、想象力、汲取与消化的能力。动辄批判文艺作品，搞到像我在“五七干校”那样从学习材料上看到，贫下中农批判童话《拔萝卜》说，萝卜明明是贫下中农种的，作家却说是兔子种的，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这样下去，不仅写不出也读不成童话，整个民族的智商与想象力定会全面下降，还有什么可能建设创新型社会？还有什么可能科教兴国、文化兴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