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自古已然。问题在于，在阶级斗争的高潮中，文艺龃龉被拔高成了阶级、路线、政治斗争。这造成了某些善良却也是天真与不完全结合实际的文人的噩运，也培养出来一批斗士，其中就有姚文元式的“金棍子”，与其他一些英雄好汉，还有一些以文艺为敲门砖的官员。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得好，虽然没有著名作品，却成了著名文艺家（上面的提法来自艾青）。应该说越是没有著名作品，越是要通过主动掀起斗争而搭上车，成为著名的人五人六。他们以从上边找靠山，从政治上压倒对手、压倒成了冤家的同行为取胜法门。50年代上边支持周扬，批胡风、丁玲。80年代，似乎是周扬失势，而丁玲被抬举了。中央电视台直播了邓力群同志在丁玲的遗体告别仪式上的谈话，他激动地大谈丁玲的共产党员的品质，而大批某些人只是“来去匆匆的过客”。过客云云，我更早是听彭真同志这样讲赫鲁晓夫的。还有，不乏老作家如姚雪垠、臧克家、魏巍等热衷于给中央领导写信告状……文人相轻进入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党、政治局或书记处的层次，呜呼哀哉！
现在好了。李岚清同志就多次强调要把文人相轻变成文人相亲。领导不再热衷于在文艺知识分子群中划分左中右了，不再呼风唤雨地掌控文坛的反倾向斗争。而是遇到文艺问题就事论事，一律个案，有行政性的措施，如哪一本书或哪一部电视剧控制发行放映，却不作进一步的发挥，不作意识形态的论战与延伸。管理也主要是管出版发行放映上网展出演出环节，尽可能不参与创作上的争论，这聪明多了也圆熟多了。
但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歧义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不会因为行政管理权力的运用与奏效而改变。你可以不让某本书加印，但是你管得住的恰恰是最遵守规则的国有大出版社，你的控制使得某类打了擦边球的书籍的发行权全面转给了非法盗版者，使他们获得了暴利，使作者与守法的出版者沮丧叹气，使非法者乐得受益。我亲眼见到，《往事并不如烟》与《中国农民调查》转入“布”下，即转入书摊老板的包袱皮下，更加神秘地畅销售出的情景。
而意识形态的歧义仍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在积累膨胀。靠躲避与讳忌，解决不了思想认识、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躲避与回避不是长久之计。
你规避的意识形态歧义，正是境外人士热衷的话题。你越不想说什么，港澳台、西欧北美的著者与读者越是关心，至少是逗起了好奇心，就越是大量地出书谈什么。你的答疑解惑的话语权无条件地出让给境外了，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共党史（1949—）》这一类的书名，也只有英国剑桥版的或台湾版的了，长此以往，这不是办法。1998年我访问匹兹堡大学，接待我的女士就是中共党史专家。她研究起来可是百无禁忌。因为对某些事件的回避，而迟迟不能出版我们自己的党史、国史、新中国的文学史艺术史，这也不符合十七大提出的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凝聚力的方针。
我们必须正视歧义、讨论歧义、争鸣歧义，有信心地以实事求是这个思想路线上的法宝解决歧义。我们的大学、社科院、文联、作协、宣传部、文化部、媒体，再不能规避现当代历史与文艺话题，不敢谈、不会说、讲不明白人文、文艺的热点话题了；再不能只敢于念念有词地照抄照转、说那些隔靴搔痒的空洞标题了。
当初，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纲的时候，我们未必能预见到这样的转移的深刻后果与全面后果。1992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候，也未必预见得了“市场”二字所引起的全局性变化推移。以文艺而论，文艺的市场导向的看不见的手日益发挥作用，文艺的政治功利取向渐趋淡化，文艺的精神追求几乎顶不住市场追求的强大影响，文艺的崇高性正在为娱乐性消费性所排挤，传媒正在与人民的消费需求与市场的效益结盟。同时，文艺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创作与研讨的空间日益开拓。我们的一些老人，一心怀念着打着快板为急行军的子弟兵鼓劲的文艺的火红岁月，对于当前的文艺生活发出恶毒的咒骂。一些不择手段地一鸣惊人的文艺知识分子，正在从不同的方向痛骂现实，要求全盘西化，或者干脆提倡回到“文革”的原教旨上去。这很有趣，也很考验中国共产党。我们怎么能够没有自己的强有力的、真正内行的与才华横溢的人文知识分子、文艺知识分子呢？
斗争、运动、跃进……马不停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