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一切是为了未来，是为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正因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太好了，我们甘愿为它们吃尽苦头。
从此文艺尤其是文学界的斗争不断，用周扬的话说，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成了这样的晴雨表，它就永远首当其冲，永远成为阶级斗争的手柄，成为发动斗争的最好的按钮，我国的文艺事业也就再无宁日了。批丁陈，“反右”，拉出延安时期丁玲、艾青等的文章再批判——有人说那是炒回锅肉，批《海瑞罢官》与《谢瑶环》，批文艺黑线，批《三上桃峰》，批黑画，批无标题音乐，批《创业》……越批越乱越邪门，不知伊于胡底了。
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试图深入地探讨一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前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和各国文艺知识分子的互动问题了。
我说的是文艺知识分子，包括作家、文艺学家、艺术学者、文艺批评家等。在我国，文艺的范围比较广，有些技巧性、天资性比较强的领域，其专家未必是知识分子，我不太可能说到他们。我说的主要是比较有其思维观念特色的文艺专家们，其中主要是作家。
是的，自古以来，在我国，人们已经感到诗“穷而后工”的定理，韩愈更提出来“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人们还总结了“不如意事常八九”的人生况味。作家诗人文学家，敏感、多情、个性凸显，富有理想因而常失望，牢骚满腹、不满现实、富有批判性。这在旧社会，是激进的共产党人最最欢迎的事。许多作家，尤其是现实主义的作家，揭露黑暗，同情下层，他们是天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盟友。在中国，不仅是鲁迅与一批左翼作家，包括老舍的《骆驼祥子》、冰心的《去国》与《到青龙桥去》也都是在客观上宣告了旧中国的死刑。
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语言比生活要纯得多，爱情诗比任何男女的爱情和婚姻更迷人，爱情诗表达的是爱情中的诗情，而现实的爱情与婚姻无法避免的油盐酱醋、锱铢分厘、口角逞强、你想吃饺子我想吃面，都从爱情诗里剔除了。明月、清辉、玉盘、冰轮等字眼，也比天上的月亮更不受朔望、晨昏、晴阴、风雨的影响。纲领与文件也比政治的现实纯美高尚得多，更不要说政治抒情散文与政治抒情诗了。50年代，我读文件常常读得沉醉，读文件我一直读到《人民日报》上常常全文刊登的前苏联副外长、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的喋喋不休的讲话。在审判布哈林的时候，维辛斯基当过法官。耽于语言文字的人有更多的幻想和天真，也有时会有更多的牢骚，一定的。
文学，常常成为一个批判的因素、变革的因素、激励乃至煽情的因素。如果你读过雨果的回肠荡气的《悲惨世界》，你在热泪满面、愁肠百结的同时，会认定法兰西这样暗无天日的地狱，早该土崩瓦解、亡国灭种。你会不理解法兰西为何至今存在得好好的。而如果你读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白痴》，你可能疯狂，你可能愿意揣上两枚炸弹去赴死。看看所有旧俄的大作家的作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冈察洛夫、谢德林，包括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你不能不得出俄罗斯需要一场铁与血的革命的结论。虽然除高尔基外，没有哪个旧俄作家宣扬革命，陀氏更是坚决地反对暴力革命，并因此受到苏维埃国家的冷遇。客观上，19世纪的俄罗斯的文学高峰，从思想上情感上准备了1905年的革命，还有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