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忘记法捷耶夫等人的著作，我从他们的作品中可以断定，他们是真心实意地追求与宣扬革命与社会主义，他们的崇高的革命情操令人叹服。
不仅在前苏联，欧洲美洲也有不少作家走向了反抗资本主义的旧秩序的道路，我从小已经知道阿拉贡的名字，他的名著就叫《共产党人》，他死后在法国进行了国葬。我也不会忘记法国作家法齐、艾吕雅、共产党员画家毕加索、意大利党员作家莫拉维亚，同样是共产党员的意大利电影导演贝尔多鲁齐的《末代皇帝》当然也是我们熟悉的。我也记得当年的世界各个角落的左翼作家，智利的聂鲁达、巴西的亚马多、土耳其的希克梅特，还有一位著名的希腊共产党员诗人，他曾经将红旗插到法西斯伪市政厅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
外国的文学知识分子中也有特别令我痛心疾首的例子，如匈牙利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卢卡契，参加了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苏军干涉后他与事件的领头人伊姆雷·纳吉一起被南斯拉夫大使馆交还匈牙利当局，纳吉被处决了。卢卡契被允许回到书堆中去。卢卡契一生推崇现实主义与人道主义，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社会主义极尽讴歌与追求，同时他无法接受前苏联斯大林、匈牙利拉科西的社会主义模式。他一生的追求很难说有多么成功。胡乔木同志多次与我谈到卢，他很佩服卢的理论见地。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叶圣陶……纷纷从世界的各个角落回归北京，其场面是举世少有的。有一次作协开会，我说起1949年作家们云集北京的情形，张光年同志甚至在怀念中流下了眼泪。
绝大多数的中国作家日益趋向革命，更不要说丁玲、艾青、何其芳了。但是我们忘记了一条：在作家选择革命、文学趋向革命的同时，革命也在选择作家，也在甄审文学。革命有它的整体性、涵盖性、坚决性与无所不包的允诺，革命者认定我们有权让一切服从服务于革命，与功在万世而九死无悔的革命相比，一首歌、一篇小说、一本书，必须毫不犹豫地充当革命的匕首与投枪、革命的箭矢与弹药。简单一句话，作家追求革命，革命告诉作家说，你必须听我的！
所以有延安时期对于王实味的斗争，一直发展到要了他的命。还有对于丁玲、艾青、萧军等人的《在医院中》等作品的批评。
这种由党出面整作家风的做法延续下来，更受到了前苏联的由斯大林时期的二号人物日丹诺夫主导的对于前苏联一大批作家艺术家的整饬的鼓励。于是有了解放战争期间对萧军的批判，有了解放后的越来越震天动地的针对文艺家的政治运动，有了“文革”中老舍、傅雷、钢琴家顾圣婴的被迫害至死。
无怪乎胡乔木同志对我说，要总结文艺问题上的惨痛教训，郑重地昭告天下。
延安时期，陈云同志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即对于共产党员作家来说，他们首先是党员，其次，即第二位的身份才是作家。陈云同志的意思是明确的，你既然入了党，就应该首先考虑党的任务、党的要求、党的利益、党的规矩；你不是什么特殊人物，文学也没有什么特殊性；写什么作品，怎么样去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成就，那是第二位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