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歌曲充满热血沸腾的动员力：“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苦难的斗争中/你光荣地抛弃头颅”，“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
当然，这些歌曲都赶不上《国际歌》：“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更赶不上《共产党宣言》的口号：无产阶级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还有就是：“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悲情，这样的献身，这样的壮美与沉醉。唱着这样的歌，读着这样的书，呼喊着这样的口号，你敢于向敌人的刺刀猛冲。
而在1996年，当我参观伦敦的马克思墓的时候，我想起来的是1987年访问匈牙利布达佩斯市时听一个匈牙利朋友讲的政治笑话，他说，中苏珍宝岛边境冲突时期，他们那里流传着一个段子：马克思托梦说，他已经将“联合起来”的口号改为“全世界的无产者，你们互相离开得远一点吧”。
你可以说，1946年的认识是太天真了。可以说，那时如何会想得到中国革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是这样曲折和充满歧路与歧义？歧路亡羊，歧路会令羊羔们发疯。可以说，热血沸腾难免酝酿荒唐与风险，艰难险阻难免挑动拼命与不计后果。但人类就是这样活过来的，青春就是这样热烈，应该这样热烈一番，不可能经验老到后再过活再做一些想做的事。历史更多得多的时候不是在沙龙与会客室里，不是在明窗净几的书桌前，经过千百次观察、制图与运算，经过千百次果蝇与白鼠的试验才确定了自己的运动方向与方式。历史的操盘手不是心如死灰、形如槁木的冷面冷心，不是“饮水差知等暖寒”（钱锺书诗）的智者……而是有时是电能积累后的晴天霹雳，也许是惨叫，也许是痛哭失声，也许是高歌入云、地覆天翻。历史不是绣花女与外科医生的精美作业，历史有些时候更像是艺术家与不要命的敢死队员和冲锋枪手的随心所欲与鬼斧神工。
革命的思想动机是从哪里来的？人与人各不相同。小时候家里生活无着，不止一次是到了做饭的时间，母亲、姨妈与姥姥临时想辙：吃什么？做什么？没有粮食啦，没有蔬菜啦，什么能充饥的都没有啦，然后东翻西找，找出一件旧棉袍，当掉，买二斤杂面条，回来烧火做饭。
我们的境遇其实并不符合典型化的阶级理论，我们不是工农，不是“吃的猪狗食，做的牛马活”，不能说家境的困难是来自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反动政府的压迫。我们的困难是由于父母不和，由于母亲的没有职业也缺少求职的能力。旧中国的一大特点一大痼疾就是大量的人没有固定的工作，甚至也不想找工作，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想到过人人都应该或者都可能上班：为社会工作。小时候，我见到的邻居街坊，他们当中的妇女，百分之八九十在家赋闲。男人呢？至少百分之二十，也是待着没事。
但我还是因之产生了一种天生的对于富人的仇恨。认为自己的穷困是富足的人为富不仁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煽情也十足不需要动脑筋的挑动与激励。我长期住在西四至平安里一带，我多次路过西四的山东老馆子同和居，常常闻到从这个馆子里冒出来的鸡鸭鱼肉的香气，看到胖乎乎的我以为是庸俗不堪的用餐者从馆子里走出来。我相信衣食无着的读书人都特容易痛感到吃得饱穿得暖的人是多么庸俗低下。我对这样的馆子这样的食客十分敌视，也可能与我喜爱文学有关，我读过的作品早就培养了我的喜贫仇富的思想。我在小学三年级的作文中，就宣称“假如我是一只老虎，我要把那些富人吃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