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克思同时代的社会主义者——无论魏特林、巴枯宁、拉萨尔还是蒲鲁东——其实都是这样不同程度上的“好人社会主义者”。
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与其说是对蒲鲁东的批判，不如说是对同时代的“好人社会主义者”之全体的批判。在蒲鲁东看来，大规模的过剩和失业人口其实可以自行组成非正式的合作社，这种合作社甚至可以是非政治的，甚至也可以是非生产性的，比如合唱团、健身俱乐部等，“这一切完全是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这样一来，“后现代社会”（用今天时髦的说法）就代替了劳动社会，失业就成为娱乐，它接近于度假。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饿得奄奄一息的状态，完全不是一种哲学的状态。主张“贫困的哲学”的“好人社会主义者”要剥夺无产阶级的欲望，以便使他们的灵魂升入学术的天国，但是，马克思却要唤醒无产阶级的欲望，使他们在现实阶级斗争的大地上复活。
在马克思眼里，经济史，无非就是围绕着劳动产品而斗争的历史，是人类生存斗争史。离开了“生存斗争”这个主题，经济学就成了布道。当经济学家们用数学、逻辑和科学的语言来美化市场，进而去美化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时，他们就是把经济学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建立在一种神学布道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教授们与封建社会的辩护者——教士们其实也就没有什么不同了：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指出，观察那个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能凭借康德那种“内心的道德法则”，当然也不能用数学的法则，因为这个在爆炸中解体和生成着的社会遵循的是星空的法则，它的本质是能量的扩张，是阶级力量的对抗，而这个能量和力量要冲破的正是资产阶级道德的法则：
……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
正是从物理学的角度、从浩瀚的星空的视野、从力量和能量的角度看去，无产阶级代表了这个不断分裂和生成的世界的本质。只有消灭过剩人口、实现充分就业才能扩大生产力，只有消灭现存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消灭失业人口，如果不是这样去观察，而是相反，即认为无产阶级是社会发展中“坏的一面”的表现，是过剩和负担，这样的思考方式其实就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考方式没有什么不同。比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认为，无产阶级只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认为这种困难是暂时的、偶然的……贫困只不过是每一次分娩时的阵痛，无论是自然界还是工业都要经历这种情况。他们这样说：只要无产阶级肯辛勤劳动，只要他们肯好好学习，那么，他们或早或晚，就可以上升为“市民阶级”——在马克思看来，“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不过就是重复了这个论调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