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要满足日益增长着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欲望，如果不摧毁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那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任务，“正如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一样，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而对于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来说，他们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的欲望，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的政治能量，不是去抑制无产阶级“离经叛道”的阶级斗争。他们的当务之急，恰恰是要避免无产阶级的“犹太人化”，即把无产阶级求解放的欲望，引导到对“救世主”的偶像崇拜和对“社会美德”的迷信方面去——引导到一种“禁欲主义”的方面去。
1846年3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一次共产主义者会议上，马克思曾经对裁缝出身的工人慈善家威廉·魏特林大发雷霆。当魏特林滔滔不绝地炫耀他自己在工人群众中“圣徒”般的形象时，马克思这样打断他说：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受苦者修为“圣徒”，问题甚至也不在于去救助失业工人，而在于满足工人的劳动要求，即给工人以工作，因为只有丧失劳动能力者才需要救济，而资本主义制度的荒谬性在于：它把大规模的劳动者视为“过剩人口”，从而压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而资本家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圣徒和慈善家，使得工人以为正是资本家施舍给自己工作和口粮。而作为“工人领袖”的魏特林现在要扮演的“圣徒”形象，他所采用的宣传手段，其实与资本家制造幻象的伎俩没有什么不同。
马克思说：仅凭空洞的宣传伎俩，只会制造出虚幻的偶像，如果只是唤醒空洞的希望，不但不能解放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反而会徒然给他们带来灾难。
当魏特林炫耀工人是如何把他本人而非任何理论当作“救星”时，马克思干脆指责说：无知完全无济于事！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刻意造成的，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没有人能真正救济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
马克思这样指出：传播社会主义并不是“行善”，社会主义事业绝不等于社会慈善事业，社会主义者也不是基督徒，工人阶级的组织更不是红十字会那样的慈善组织、社会救助组织。恰恰相反，过剩人口、大规模失业的出现，是由于现存体制过于狭窄造成的。于是，问题不是通过慈善和救济去安抚失业者，不是把无产阶级教育成学者和“哲学家”，而是摧毁现存资本主义体制。
在马克思眼里，无产阶级的形象，其实也就是拉伯雷笔下的“庞大固埃”，这是人类本能和欲望的代表者，现代性在拉伯雷的笑声中诞生，带着穷人咕咕叫的肚子的唯物主义。在弗洛伊德看来，压抑人的本能的社会就是一个变态社会，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正是这样的变态社会，它的社会法则无非是拒绝满足大多数人起码生存欲望的假道学和伪善，刻意造成大量过剩人口和失业，这既是资本家的利益使然，更表明了资本主义体制的狭窄性和落后性。如果一个社会把大多数人的求生本能、劳动的要求看做“恶”，那么，马克思断言：推动历史发展的就是恶而不是善，造成社会变革和革命的，正是这社会“坏的一面”，而绝非“好的一面”。
而在那个时代大多数的社会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一种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工程，工人阶级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应该通过学习科学知识和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来完成，而不必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社会主义就是努力扩大现存社会“好的一面”，而尽可能消除现存社会“坏的一面”，就是把无产阶级提升为有道德、有知识的市民，这样的“社会主义者”本身也大都是呼吁和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前进的“好人”，而他们的工作便是努力帮助、教育无产阶级改掉恶习，努力“做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