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说，离开了市民社会，康德所谈论的抽象法则便不会得到具体的和历史的理解，比如说，康德所谓的“自律”和为“自己立法”，无非就是把人看做“自身会估价的动物”；所谓的“内心的道德法则”，无非是指“爱你的邻人”；而所谓“爱你的邻人”，其实就是在你的邻人需要钱的时候借给他高利贷。于是，马克思方才这样说，“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道德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康德所谓的“内心的道德戒律”其实也就表现为一纸借据，而所谓上帝的爱、所谓上帝因为爱而植入人们头脑中的“先天法则”、所谓“爱你的邻人”，其实也就是指：“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使人能够摆出一副格外殷勤的面孔走向自己的邻人并且对他说：亲爱的朋友，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但是你知道，有先决条件；你知道，你应当用什么样的墨水给我写字据；既然我给你提供了享受，我也要敲诈你一下”。
马克思幽默地说：“如果说有一个英国人把人变成帽子，那么，有一个德国人就把帽子变成了观念。这个英国人就是李嘉图，一位银行巨子，杰出的经济学家；这个德国人就是黑格尔，柏林大学的一位专任哲学教授。”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银行家把一切社会财富都转化为资本投资，而他们总是会在自己的“邻人”们最需要钱的关键时刻，作为投资者——也就是放债者出现，热情洋溢地为后者提供各种“服务”，并四处兜售这种“服务”；通过把金钱变成资本投资，他们用资本的逻辑掌握人们的“需求”，通过这样做，他们就能够把货币和财产转变为资本投资，并把资本转变为支配他人的权力，以此奴役人、剥夺他人的自由和政治权力——因此，这种“爱”就是枷锁，而这种法则就是契约，就是惩罚的根据。
当然，这种道德戒律在债务—投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鲜明：甲借款给乙，表面上是满足他的需求，但通过这样做，甲也就可以通过催债这种行为，使乙廉价处理自己的所有来偿还债务。实际上，无论是作为资本家机构的IMF，还是个别的资产阶级私人，无论是银行业还是保险业，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自己的“邻人”当作资本利息和利润榨取的对象，而他们这种“爱自己的邻人”的方式，当然就是恶，也就是用资本的法则束缚“邻人”，并在“邻人”破产的时候“合法地惩罚他们”。
马克思描述了这种“对于自己邻人需求的掌握和利用”怎样导致了资本家支配权的扩张，导致了“作为消费者的人”的日益贫困和依附状态，同时也导致了货币的法则和尺度就是货币的“无节制”与“无度”发行，导致了消费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产品开发的速度，生产发展的速度总是赶不上资本投资扩张的速度。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其实就是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的事实：
（在资本社会里——引者注）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因此，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人作为人更加贫穷，他为了夺取敌对的存在物，更加需要货币，而他的货币的力量恰恰同产品数量成反比，就是说，他的需求程度随着货币的力量的增加而日益增长……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