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肃通：我提出一些浅见。刚才许老师和叶老师都提到新清史的问题，大家知道，新清史的开端是罗友枝（Evelyn Rawski）当年在亚洲学会年会上对何炳棣“汉化”观点进行批评的总结性文章，但是那之后何炳棣作了一个很猛烈的回应。我们现在对新清史关注很多，但对于何炳棣的回应却很少注意。至少，何炳棣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汉化”的观点最早不是由中国人提出来的，而是由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提出来的，所以，这不能说是由中国人炮制出来的一个民族主义神话。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当年主张汉化说的那些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他们是生活在清朝末年，和活生生的清朝打交道。现在的研究者，哪怕是新清史强调的满文资料，这也是字面上的清朝、概念建构中的清朝。这两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谁才是真正真实的清朝？我很赞同叶老师刚才提到的问题，就是说怎么用当代的视角考察这个问题。
叶文心：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欧立德教授作为一名学者，所要修正的对象到底是谁，是（他的大作出版了以后大家所聚焦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膨胀所造成的异族汉化说，还是他想修正的在他之前其他学者的一些立论？在我的观察里头，我觉得，他所修正的对象或许正是他的老师魏斐德教授。新清史的说法出来以后，对魏斐德教授的著作《洪业》（或其他几位前辈的著作）多少是个冲击，因为《洪业》里面完全把异族汉化说接受为中国历史明清延续的关键。当然魏教授的著作也伏了一笔，就是多尔衮虽然统一了中国，但是并不乐于成为汉人。欧教授把这个意思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
陈 兼：我个人不做清史研究，但是，我个人对清史有一种由来已久的关切。我的一个学生研究的是清代入关前与朝鲜的关系问题，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满人在入关前就已经努力建立起一种关于中国的正统身份，他们居然把明朝称为“明夷”。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的话，能不能说满人在入关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一种“中国”的想象？在入关之后，很大程度上，他们究竟是遭遇汉化，还是利用之前的中国想象以及政治权力所造成的巨大能力，来重新塑造中国？在罗友枝与何炳棣的争论中，他们似乎把很多问题都用一种非此即彼的方式突出出来了。纪霖兄刚才讲到的问题，即边疆地区对于中国的想象，这确实是一种视角。但是，如果从新清史的角度来说，却是边疆地区对自身的非中国性的一种想象与重建。它不仅仅是在历史意义和话语意义上来解构中国，它也对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构成了非常现实的挑战。
王汎森：我只认识一位满人，就是我的岳母。我不知道汉化这回事，她不懂满文，但比我们汉人还守儒家的礼节，讲究非常严格，有时候甚至到了非常拘谨的地步。这是我的惟一的观察。《清稗类钞》有一册里面有很多材料反映出，满人入关之初在宫廷的礼仪方面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
许纪霖：陈兼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即边疆地区不仅在想象中国，还有对自己那部分“非中国”的想象。但问题在于，为什么大清帝国的时候蒙、藏、回地区能被罩得住，后来民国成立之后反而罩不住了？清代的遗产不仅仅是一块版图，更重要的是一套治理术。清帝国是一个多重体制，对中原是儒家化的治理，对满、蒙、藏又是以喇嘛教为中心的另外的统治体制，这一双重体制，形成了帝国的形态。帝国与民族国家不同，其内部统治形态是多元的，而不是整齐划一的。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大清帝国，其内部都是多元的文化、多元的治理，但通过统一的法律（罗马）或者大一统的王权（大清），形成了整个帝国的统一性。边疆地区对“中国”及他们所谓自身“非中国”的想象，又是互相镶嵌，形成了不同层次的认同。这是后来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所无法包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