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是白搞。过去白人或富豪强制驱逐黑人或贫民，今天黑人穷人昂然进入，而白人富豪“惹不起躲得起”，这能是一样的“隔离”吗？就如中世纪贵族富而农奴穷，后来的近代自由社会老板和工人同样有贫富之别，但我们能说中世纪与近代是一样的吗？应该承认，今天“白人的桑顿”与“黑人的索韦托”尽管空间距离更远，但基本公民权利的鸿沟已经消除，两者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白人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索韦托”的关系。过去黑人“无证进入”约堡是要被“强制收容”的，而现在妨碍黑人移居桑顿的因素仅仅是钱，富黑人在桑顿并不罕见，甚至黑人国父曼德拉，也在附近同属“北郊富人区”的霍顿购置了新居并移住这个白人居多的新城——他在索韦托的旧居已经捐出做了博物馆。桑顿本城虽然无缘迎来这位伟人住户，其中心广场也得名“纳尔逊. 曼德拉广场”并竖着这位黑人领袖的铜像，而且欢迎非国大在这里的会议中心举行活动。尽管绝大多数贫困黑人对这样的礼遇只能望洋兴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曼德拉从索韦托移居霍顿就是“背叛黑人而亲近白人”，相反，他们为“我们的曼德拉”能够让白人众星捧月般尊敬而自豪，就像美国绝大多数黑人虽然自己无缘做总统，但仍为他们的奥巴马总统能够赢得多数白人的选票而深感自豪一样。
笔者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制度性的排斥、歧视与单纯观念上的偏见不能混为一谈。尽管制度性歧视会强化观念上的偏见，但是人们能够完全纠正的只能是制度性的歧视，对于纯粹观念上的偏见人们其实只能改变不公正制度对其的强化，以及通过舆论来促使其弱化，却很难完全消除这类偏见。甚至如果不对他人构成侵权，个人保有某种“偏见”（比如信此教还是信彼教，以黑为美还是以白为美）还是多元社会中一种正常权利。例如：如果一个白人姑娘不愿选择黑人小伙，即便就是出于偏见，你也很难指责她。但是如果她愿意而制度不允许，或者她愿意却受到他人干涉，而制度促成或至少不能阻止这种干涉，那就是严重的问题，应该而且能够纠正的了。
因此即便制度性歧视彻底废除，观念上的偏见也还会存在。看看美国的例子就会知道，贫富、黑白之间完全交融是不容易的。而且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基于感性的黑白比基于经济的贫富更难完全交融。“美国式城市病”之所以与欧洲有很大不同，除了历史上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富豪驱逐穷人的奥斯曼式传统，迁徙自由更为发达外，也与美国的城市问题有更多的“黑白”色彩有关，穷人“驱逐”富人，在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黑人“驱逐”白人。而南非同样有黑白问题（应该说比美国更突出），又经过黑人解放运动的胜利，彻底铲除了白人驱逐黑人的奥斯曼式铁腕，保障了黑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于是，尽管非国大（更不用说南非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上并不“亲美”，但是他们执政下却合乎逻辑地出现了“美国式城市化”，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于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只看“鬼城”是不可能有全面的认识的。但是今天到南非的不少中国人，不仅旅游者，甚至一些旅居南非多年的同胞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过去从未去过索韦托，今天也极少去桑顿。但如果不看索韦托的改善，也不看桑顿的繁华，只看沦为“鬼城”的约翰内斯堡旧商业-金融区的破败，怎么能真正认识新南非呢？
